长江文艺 2003年第09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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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导致我们去武汉的行动又一次搁浅。张玉欣特地安慰我，纯属巧合。她说，我不能在他肚皮破了的情况下还和你一起去幽会。我表示理解，真要这样的话，我也不愿意。还有机会的，她微笑着，笑容优雅迷人。她手上转着一支圆珠笔，笔帽抵着下巴颏。总不会每一次都有这样的巧合吧？你说呢？她的神态感染了我，我也很放松。说那是的，要不然就太奇怪了。
关于刘不宗摔伤的事，我想试探一下张玉欣，看她到底知道多少。我问她，刘不宗真是从三楼摔下去的？会不会，从王小燕的三楼，而不是你们家？
这不可能，张玉欣不屑地撇了撇嘴，很坚决地说道。我知道他对王小燕的心事，王小燕也知道，但我要告诉你，这绝对不可能。我和王小燕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张玉欣的样子非常自信，又补充道，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注意并讨论这件事了。他翻不起多大的浪来。
我很惊讶。这对夫妻的两种说法，让我摸不着头脑。那么，我又问，你们旅游结婚时，并没有去海南，而只是住在武汉？
张玉欣呆住了。真是无稽之谈，她说。她的脸发白，有点类似脑袋被钝物重击过后的脸色。这事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翻出来说。可是，我们肯定去了海南，你没发现我们回来时皮肤都晒黑了么？
我不想再谈，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弄得那么清楚。
我记得，当时我们住在海口的世界旅馆，那是一家大饭店。
还是说去武汉的事吧，我们什么时候再动身？
张玉欣显得很不耐烦，可能是我变换话题太快（应该说，这的确不太礼貌）。等我安排好了，我会通知你的。
转眼到了秋天，这回，张玉欣没有找王小燕顶班，而是直接找刘德安。她对我说，找王小燕和找刘德安是一样的。我还没明白她话里面的意思。她又说，必须和上回有些变化。所以，她调了四天班，而不是三天。而且，在时间上，她坚持自己坐八点三十的车，要我坐九点。
张玉欣身穿深色套裙，戴墨镜，和上回的形象判若两人，但更有韵味。我远远地看着她上了一辆车，然后绝尘而去。我怀着类似嫖客的心情，在附近的超市里游荡了二十几分钟，然后上了另一辆车。车上，我又遇到了上回那个不断吐痰的男人。其他地方都坐满了，只有他旁边还有一个位子。在他脚边，已有许多痰迹。有些还沾上灰尘，周围卷起毛边，变成了小泥团。看来，我只能像上回一样挨着他坐了。我注意看了看前排，没有发现那个女人。我记得吐痰的男人在我耳边说过，她是妓女。我把头转到后面，看见她坐在最后一排，正对着我笑。我觉得她比上回打扮得更过分，嘴唇涂成了紫色。
车快开时，手机响了，我马上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是张玉欣。她说她到了毛陈镇，可是刘不宗又出事了，他被摩托车撞了，断了一条腿。不过，她还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左腿还是右腿。现在，她已下车，上了另一辆返程车。
我也只好怏怏地下车。刚才那一份嫖客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好像被公安局抓住了一样。
刘不宗被装上了假肢。我去看他，在医院门口，见到了张玉欣。她蓬头垢面，脸蜡黄，手上拎着一只饭盒。她说鸡汤炖在家里，她要回去拿。
我说真不幸，没想到会是这样。
张玉欣看了我一眼，说这不正是你想的吗？你不是一直想着他什么时候被摩托车撞上吗？说完，她急匆匆地离去了。
我皮肤上起了一层寒意，并持续了好长一会儿没有褪去。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这句话？但我确实这样想过，有段时间经常想。
刘不宗孤独地靠在床背上，我坐在他腿边。他用一根手指敲打着假肢。尽管隔着一层布料，我仍然听到了金属发出的脆响。他说，不好意思，又一次让你没能去武汉。
我抚摸着他的假肢，感到一种坚硬的质地，而且冰凉。我的眼睛又酸又胀，几乎要流出泪来。我近似哽咽地说，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做朋友。
刘不宗大度地拍了拍我的肩，说，这我知道。
曹军庆，１９６３年出生，湖北安陆人。毕业于孝感师专。八九十年代从事诗歌写作，近年先后在《天涯》、《山花》、《清明》、《作品》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当过老师、公务员、记者。现在家专事写作。
责任编辑向午
曹军庆的手术刀（评论）
■ 刘川鄂
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通常仗着对日常生活的熟悉而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真实地、细致地、别致地展示生活的真相，是他们重要的创作信条。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平面的生活真相摆在什么地方等待作家去展示。而艺术也不是展示，而是发现。“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语）。仅仅靠生活积累而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当下的写作，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仅有一大把生活素材，哪怕它们再真实、再新奇，都是不够的。作家是有独立 “发现”生活的能力和技巧的、自觉的精神个体，优秀小说家应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解剖者，而不是一个平面生活图像的书记员。
曹军庆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他毕业于不太知名的大学，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有丰厚的底层生活经验。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真实生活＋平实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人性的隐秘真实，注重文体的自觉锤炼——一个热爱杰克·伦敦、爱伦·坡和博尔赫斯的作家，他的创作起点绝不会低。如同一个见过绝色美女的人绝不会把稍有姿色者称赞为美人一样。眼光不同了，起点不同了，艺术表现力也不同了。
曹军庆是我省近年涌现的一个有实力的作家。他的创作势头很猛，接连在《长江文艺》、《天涯》、《芳草》等刊上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作品。他笔下的题材，无非是乡镇习见的亲情、友情，官场、情场。但其着眼点在世态中的人心变异，在爱与死中的人性探寻。简约叙事中有精心的多侧面铺垫，力图给予合理合情的安排。他尤好用陡转性情节增加短篇幅的张力，表现人性的恒常与变异。《烟灯草》（见《山花》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写长辈通奸、儿子复仇的老式故事。管家与女主人通奸，生下了孽种秦玉林。秦玉林执意要为自己名义上的父亲复仇而杀死生父。诡异的故事中却因烟灯草有两种而更复杂化了。烟灯草一种是慢性毒药，一种是打胎偏方。秦玉林误把后一种当前一种，以为管家要加害亲娘，而决绝地杀死了亲爹。他的复仇已失去了正义感，因此也失去了复仇的快感。这里没有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对繁复人性的有意探寻。《情况》（见《天涯》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写的是一个在单位失意的男人刘科长在清洁女工面前也找不到自我的故事。可见，在一个价值多元而失范的时代，内心无根的人其精神比身体更容易阳痿。同样是写婚外情，当事人双方都期盼对方先离婚，并为对方设计了种种离婚方案。爱变成了折磨，最后却一点情调、一点爱意都剩不下了（《预谋》，见《长江文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曹军庆的小说，犹如一把“隐形手术刀”，他要解剖的是日常道德情感中残酷的真实，温情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和非理性邪恶。
本期刊发的《什么时候去武汉》延袭了作家解剖人性的惯常风格而又增添了几分反讽意味，令人忍俊不禁而又掩卷深思。这篇小说，语言干净而有弹性，故事简约中有丰富，充满了张力。虽然开篇对我与刘不宗产生恨意的原因似乎缺乏必要交待，但整个故事是很有趣有味的。
有几处描写相当精彩。当 “我”明明出于“欺占” 朋友刘不宗妻张玉欣而对她假意“抒情”时，张玉欣竟然把两人过去所有的交往（包括“我”与她丈夫的交往）毫不困难毫不牵强地转换为爱的记忆。“许多微不足道的细节，被重新提起，一下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里充分表现了作者解剖人性，残忍撕裂爱情的能力。“去武汉”是两人落入“俗套”（通奸）的一个符号，却可望不可及，每每到半途却意外中止，也有几分隐喻意味。“我”因为动机不纯，偷情如同嫖娼的心理刻划，是颇见功力。
在作者眼中，友情与敌意不纯然是人情中对立的两极，情欲与灾祸更成为难兄难弟。“我”通过报复朋友妻的方式报复朋友，而报复的却是一个根本就不爱妻且另有相好的对象。有讽刺意味的是，刘不宗大度地容忍“我”一而再“去武汉”，他甚至知道“我”去武汉的真实动机。“去武汉”落了空。报复落了空。“我”的失落是双重的。更“黑色幽默”的是，刘不宗与女邻居兼妻子同事偷情时摔成了残废，令他致残的不是女方的合法性伙伴而是散发治阳痿广告的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滑稽可笑的？
“这么一个小县城，到处都是麻将馆。水泥厂、化肥厂、铝厂整天吐着烟雾。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粉尘飞扬。随处可见癌症病人和性病患者。”人心也是灰蒙蒙的，连人类千秋万代歌吟的爱情也变了味。“武汉”之于张玉欣不过是能令她身心飞扬起来的空洞能指，而在她丈夫眼里，“武汉是个乏味的城市”。
这是一个充满了残废身心的世界——曹军庆的手术刀，冷峻、锋利、残忍。
责任编辑向午
视察
■ 林荣芝
山峦村坐落在荒无人烟的一隅。那儿少树缺水，终年尘土飞扬。村里住着百来户人家，是个典型的贫穷落后村庄。
但落后村庄有古老的风土人情。原始耕作，手工作坊，朴素的民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常也有游客来探古观光。特别是摄影爱好者，常能在那儿拍下优美的照片，拿大奖。
游客来的多，但上级领导来的少。好些年来，只来了一位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副县长来时，在车上从村东往村西兜了一圈，往村尾留下一股汽油烟就跑了。村里人很不高兴。
这天一大早，村长破天荒在村里叫开了：乡亲们，快起来搞卫生，今天市长来咱村视察。大家闻声而动，把村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迎接市长的光临。
市长果然来了。几辆小车排着队开来，浩浩荡荡，很是壮观。村人围在村口夹道欢迎，看热闹观新奇。
市长是个年轻人，不到四十岁，戴着副眼镜，长得很斯文。市长长的斯文，说话也斯文。市长说今天是星期天，特地抽空来看望大家，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市里会尽力帮助大家解决的。
本来，村民有很多困难有很多要求的，但见市长这般和蔼可亲，说话这般感人肺腑，话到嘴边又不忍心提出来，不忍心给市长添麻烦了。这就是村里人的朴实民风和优良美德。
市长在村里兜了一圈，最后决定在村长家里吃午饭。午饭前，村长给市长端来一盆水请市长先洗脸。
市长一看，哪里是一盆水，简直是一盆泥浆。市长皱着眉头问：你们吃喝就这水？村长点头说：穷，没钱打井，就喝这山沟水，世世代代习惯了。
这水怎么能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