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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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运动的危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自我摧毁，苏联迅速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等15个独立的国家。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中国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遏制的主要对象。另一场风暴是1989年6月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连续多年的制裁，施加了极大压力，企图对中国“以压促变”。
社会主义各国从一开始就面临改革问题
1945年，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这些国家在苏联的推动下，按照苏联模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后加上中国、越南、老挝共13个（后来又有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占世界总人口1／3、陆地面积1／4、工业产值超过1／3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全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宣称：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这个估计是过头了，但20世纪50年代是国际共运最兴盛的年代。
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阵营14个国家和共产党的内部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问题或“倾向”。（一）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想按照本国实际情况建设国家，试图改变苏联的模式，用现在的话就是“调整”或改革。不能否认，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于苏联迅速发展工业、战胜德国法西斯和二战后的恢复重建，曾经起到过正面的作用。苏联模式的主要毛病有：政治上缺乏民主，制造了许多冤案，经济上单一的公有制，僵化的计划经济，片面的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特权和腐败严重，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社会动荡不安。（二）另一个倾向是：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要求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这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理念，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领导）”是有矛盾的。
最早出现要按照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和要独立自主苗头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结果在1948年被苏联开除出“九国情报局”。中共当时对开除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刘少奇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才同南斯拉夫建交。
1956年10月波兰、匈牙利事件时，我们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帮助苏共稳住了同波兰、匈牙利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波兰、匈牙利改革的急迫性，甚至支持苏联出兵推翻了匈牙利才担任了几天总理的纳吉政府。波兰、匈牙利事件后，我们认为主要危险已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修正主义，我们“左”的思想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峰。
1968年8月，苏联出动了25万华沙条约组织部队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尝试，我们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同时又批判“布拉格之春”是搞“修正主义”。
在上述有些事件中，有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同程度的插手，这并不奇怪，因为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就开始鼓吹“冷战”，并首先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理论和政策。《炎黄春秋》发表过一些文章，试图对上述事件予以重新评论。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错误地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复辟资本主义，它们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罪状有：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利润原则、引进外资、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和私人企业在发展等等。
在那场国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后，我们同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共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首先恢复了党的关系。1983年7月起，我们按照实事求是原则逐步承认东欧的波、匈、捷、保、东德5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有利于做这些国家人民的工作和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对于我们研究和借鉴这些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也有好处”。1989年4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同他会谈，实现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1989年国际共运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东欧各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人们都很高兴。经过了二十年的分裂、敌对，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开始恢复了友好关系（虽然友好的基础已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们又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阳光。但是没有人预料到，在1989年短短的一年中，东欧和苏联发生了剧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总书记后，开始推进加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987年11月，苏联和美国出版商，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了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这本书轰动了全世界，中国也内部发行了中文版。苏联的改革重点开始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把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到党的“官僚机构”的阻力，正式决定把改革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来。在“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的方针指导下，苏联几乎全部主要媒体，都不受限制地重新评价苏联与苏共的历史与现实。苏联的改革从“完善社会主义”迅速转变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全盘否定与摧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削弱、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再加上长期以来党内的腐败和特权，脱离群众，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社会、经济及民族间矛盾爆发，社会动荡，黑社会势力发展。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多元化”、“民主化”的引导、推动，促使一些东欧国家首先是波兰、匈牙利共产党自动放弃了党的执政地位，或者把一些不接受苏共“改革”模式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搞下了台。
波兰早在1980年，因政府大幅度提高副食品价格为导火索引爆了全国性大罢工，波兰反共的“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受到西方政治势力包括天主教梵蒂冈的公开支持。1982年“团结工会”被禁止，1983年西方授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诺贝尔和平奖”，被波兰政府军事管制了19个月的团结工会重新活跃起来，1988年发动了两次大罢工。处于困境的波兰当局步步退让，1989年1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注：即共产党）的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工会多元化的决定，随即提前大选，统一工人党惨败。反对派大获全胜，开创了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向反对派让权的先例。1990年1月，统一工人党十一大通过了党停止活动的决议。
匈牙利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注：即共产党）同波兰一样，1988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纲领，出任了30多年总书记的卡达尔等主要领导人下台，一批“激进改革派”掌握了最高领导权。1989年2月，党中央全会又做出实行多党制的决定，提出要创造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结果党自身四分五裂，社会上各种反对党、反对派组织不断出现。1989年10月7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改建为社会党。10月18日，匈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变国名，取消了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
1989年12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总统布什在马耳他岛举行了重要的会晤，苏美对抗的因素在弱化，合作的因素在增长。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匈牙利族新教神父（持不同政见者）所在教堂，反对地方当局强行迁居的群众示威，矛头很快指向反对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兼国家总统，并采取暴力行动。示威迅速蔓延到首都和其他城市。12月20日，齐奥塞斯库中止对伊朗的访问回国，下令出动军警驱散游行队伍，对峙冲突中造成人员伤亡。关键时刻罗马尼亚国防部长和军队倒戈。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12月25日，特别军事法庭以屠杀人民、危害国家、破坏国民经济等五大罪状判处齐夫妇死刑并立即执行。“一夜”之间，齐奥塞斯库惊心动魄地被捕并被处死，对中国有很大震撼，因为齐一直对苏联持独立性，在中苏对立的年代一直同中国友好。
苏联的剧变与解体
东欧的剧变，反过来加快了苏联的剧变。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而独立。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立陶宛时首次公开表示“实行多党制也不一定是灾难”。1990年2月5日至7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将提交苏共28大讨论的纲领草案，删去了宪法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实行多党制；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今后的行动目标，来代替27大党纲的“共产主义”目标；重新考虑民主集中制问题；实行总统制等等。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联总统，国家的权力向总统转移。同年7月，苏共28大正式决定改造党，使党向议会党发展。1990年2月起，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叶利钦在1990年5月担任了苏联的主心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独立日。1991年7月10日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地位名存实亡。
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主张防止苏联解体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成立了“国家紧急委员会”，宣称要使国家走出戈尔巴乔夫发动和开始的“改革”政策的“死胡同”。美国驻苏大使事先将有关的情报向戈尔巴乔夫作了通报。“国家紧急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紧急”措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开支持下，叶利钦、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外长等组织了反击。不到三天，“八·一九”事件就失败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联手把这次事件称为“政变”，一些“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有关人员，有的被杀、大部分被捕。8月23日叶利钦首先宣布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解散苏共中央。有93年历史、执政74年、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被彻底摧毁。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东欧的剧变，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极大的冲击。当时我们还面临西方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制裁的严峻形势。很多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同志非常悲痛、义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十分担忧。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党不能沉默了。理论界、学术界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