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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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晏阳初与卢作孚不仅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而且私交甚好，情谊笃厚，奉为至友。
晏阳初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朋友，他家的大门总是对所有的朋友开放，大人小孩都是他最欢迎的客人。对卢作孚颇有研究的赵晓玲女士说：“卢作孚先生的朋友非常多，但可称为‘通家之好’的，也就是晏阳初。”“卢作孚先生从不肯麻烦别人，但可以让他的孩子在假期里住在晏阳初先生家里，晏先生也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而严格地教育他们。”平教会南迁后，晏阳初一家先暂居成都，乡村建设学院建成后，又举家移居北碚，晏卢两家便多了往来。
1939年初寒假和1941年暑假期间，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次子卢国纪到成都旅行，两个孩子住在晏阳初家里。卢国纪多年后深情地回忆到：“晏伯母是一个美国人，性格很开朗。知道我们要到成都去，他们全家人早已在盼望着我们的到来。我们住在他们家，受到了异常亲切的款待，使我们觉得犹如住在自己的家里一般。”“父亲的许多亲密朋友中，惟有晏阳初家的孩子与我们家的孩子相互之间最为亲切。他们家的男孩子成了我哥哥和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家的女孩子成了我姐姐和妹妹最好的朋友。”
1944年3月，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为准备参加大学考试，卢作孚特地将他送到晏阳初家，与晏的两个儿子一起跟晏夫人学习英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晏夫人严格要求，规定在家只准讲英语，不准讲汉语，使其英语提高很快。
不仅如此，晏夫人还当过卢作孚的英语老师。抗战期间，卢作孚即开始思考战后建设和航运业发展问题，深感对外交流之必要，便利用养病的机会和工作之余学习英语。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向乡村建设学院教授孙恩三和晏阳初夫人许雅丽请教。晏阳初晚年还能回忆起当年卢作孚学习英语的情景：“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后，就能看懂英文报。那时他大概50岁左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简单的可以应付。”两年之后，卢作孚英语水平大有提高，“能轻易地阅读英文报纸和英、美刊物”，能熟练地用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
1944年10月，卢作孚到美国纽约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同时考察美国造船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正好晏阳初为了给乡村建设学院筹募捐款还在美国未归。两人在美国的相聚，又留下了一段见证他们交情的佳话。卢作孚一向生活简朴，布衣粗食，即使在担任政府要职以后也仍然穿着民生公司的麻布制服。晏阳初在纽约迎接卢作孚时，见他仍然穿着朴素的民生服，剃着光头，就笑着对他说：“作孚，外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的。”便带他去一家裁缝铺做西装，还手把手地教他打领带。看着卢作孚的光头，晏又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个和尚呢。”卢作孚听从晏的劝告，留起了头发，很用心的学梳头。可见晏阳初对卢作孚细心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
在美期间，卢作孚看到晏阳初为了募捐日夜奔波，辛苦操劳，生活十分节俭，深受感动。回国后在给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讲演时，动情地说：“人都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晏院长在美国募捐，住在一个小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晏阳初回国后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
晏阳初与卢作孚的最后相聚是在1949年11月。19日晏阳初和卢作孚同机从重庆飞往香港。晏阳初是去台湾参加农复会工作会议，卢作孚是为了保护滞留在香港等地的民生公司20余艘主力船返回祖国大陆。在港期间，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卢作孚，国民党多次派要员劝说卢作孚去台湾，都被卢婉言谢绝。因此，卢作孚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为卢作孚安危担心的晏阳初劝说卢作孚到美国暂避一时，再做打算。卢作孚非常感谢晏的好意，但是他说：“去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他们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香港一别，竟成永别。
晏阳初没有留在台湾而去了美国，1950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把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经验推向了世界，为平民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直到1990年以百岁高龄谢世。
1950年6月，卢作孚在香港党组织的协助下带着滞留香港的18艘海船安全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然而，壮志未酬，于1952年2月不幸逝世。
30年后，晏阳初得到卢作孚的死讯，他不禁悲从中来，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敬怀至友作孚兄》，择要录下：“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和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家里人想给他买一只鸡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他的人都敬佩他。”
“他不说闲话，言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晏阳初没有忘记卢作孚，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卢作孚，享受着卢作孚创造的美丽与宁静的北碚人民更没有忘记卢作孚。在卢作孚当年亲手修建的平民公园（现北碚公园），北碚人民为纪念这位北碚的开拓者竖起了卢作孚汉白玉雕像，在雕像后面的石壁上镌刻着晏阳初所写的这篇文章。如果卢作孚泉下有知，他大概也会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阳初！”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顾英奇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又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这次有医护、药房、化验共11人同时调入。当时中央警卫处、警卫团合编，主要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建制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打倒（后来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软禁于中南海福禄居。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万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楼的甲楼，最后于1963年9月搬到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北京医院那时虽发生造反、夺权的混乱，总值班室还是执行了这条规定。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那个时候极左盛行，江青一伙又唯恐天下不乱，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正确地对待、处理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残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残之后；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标准也骤然降低，这一切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的门庭冷落，院落荒芜，气氛肃杀，有的房间还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残迹；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都很少说话，气氛压抑。
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那个庭院和室内。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按医德规范和医疗原则，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平时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们则细致负责地对他进行了医学观察和照顾，随时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