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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当代-2005年第1期-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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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就是喜欢女孩子。你看你看……不过,我不嫉妒,真的没有嫉妒,哈哈哈哈哈……”林斤澜说这不是真的。2000年,在北京林斤澜家附近的建国门客栈,我说起这件事,林斤澜感慨地说:“老施脑血栓,瘫倒在床上,还疑心曾祺和保姆有关系。有一天,保姆问她晚饭吃什么,老施竟说:‘吃×!’曾祺对我说的时候直摇头,说:‘你换一个词也可以嘛,比如说:吃屁。’” 
  林斤澜一生不闹绯闻。邓友梅在《漫话林斤澜》中说:“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婚姻最美满的男人。他在台湾闹革命,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监狱送饭,立下‘情愿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两人结伴躲进货船煤舱,返回大陆,这才实现了‘相爱同生’的愿望。举案齐眉,从没发生过口角……” 
  对于邓友梅所说“情愿共死”和“相爱同生”,林斤澜说:“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对于邓有梅其他的概括,林斤澜认为大致不错。他说的确一生深爱谷叶一个人。他对我的反复挖问,说:“你无论怎么问也问不出来,你无论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他说他未婚的时候恋爱过,或者有些近似恋爱的情形。诗人莫洛说他十几岁时和一个女孩恋爱,受这个女孩的控制。我问林斤澜是不是真的,林斤澜说是真的,婚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又说:“我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去做。有些关系不让它发展下去,不发展下去就没有绯闻了。我一生没有其他女人,但我不后悔。” 
  我也拿这个事问过林斤澜的女儿林布谷。林布谷说:“我没看到、也没听说我爸这方面有什么事,绝对没有。”转而笑道:“有才好玩呢,嘻嘻!” 
  “在这方面我是守老式的,不知对还是错,不知好还是坏。”林斤澜在一次宴会上当众说道。但他是宽容别人的,甚至有时是欣赏的:比如当年写信给我,叫我接待高晓声和他广西的女朋友,说他们要到温州来玩,要在暑假时候,因为女方是个教师。林斤澜把高晓声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临近暑假,我打电话给高晓声,两打忙音,又两打不接,再打接了:“什么事!!!”我说我是温州晚报的程绍国,高晓声连忙转口:“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林斤澜洞明世事,看人看问题入木三分,表现往往是不温不火,是一种通透后的善良,做人做出很高的境界。汪曾祺才华过人,“烧心”在艺术,旁的很不留意。他一般说来不通世故,有时甚至是处事糊涂。他是名士,有士大夫气,这种人往往如此。一般不深思熟虑,不设防,凭直觉,有脾气(有的随和,有的不随和)。叶兆言引用伯父叶至善的话,说汪曾祺“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 
  刘心武回忆1994年和汪曾祺在香港机场转机台湾,“过海关闸口时,他既拿不出护照,也找不见机票,懵懂得够呛,我和山西作家李锐两人,忙在他身上翻口袋,总算替他找全了应供检查的东西……” 
  林斤澜说:汪曾祺经常把林斤澜家的电话号码当做自己的给了人。“1976年冬天……多半在夜间,接到长途电话,……劈头就问:汪老汪曾祺家吗?”有一回,一个鲁院的学生电话打给汪曾祺,结果林斤澜在家里接到电话。“我问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来的?对方说汪老告诉的,就在作代会上。我说汪老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吧?对方坚决地说:不,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想出来的。 
  “过后我打电话问曾祺怎么回事,曾祺说他只记住一个号码。我问你自己家的不记得?电话里断然回道: 
  “‘我没有给自己打电话。’” 
  林斤澜说:反右的时候,汪曾祺已调到中国文联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编了几年的《民间文学》。他尽管是编辑部主任,实是执行主编,权力很大。这位名士完全以稿子的优劣取舍,得罪了本会的不少人,也没有把领导放在眼里,这就糟了。他在黑板报上发表《惶惑》,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还有一句被积极分子抓住了尾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他曾为一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仇恨·轻蔑·自豪》。积极分子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他还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叫《早春》: 
  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树叶…… 
  远树绿色的呼吸。 
  积极分子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这就当上了右派。三年多,才调到北京京剧团,才被江青“控制使用”。 
  1976年10月,汪曾祺对林斤澜说:“知道‘四人帮’倒了,我是又解放,又解脱。”梁清廉说:“江青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徐城北说:“粉碎‘四人帮’后,剧团进了工作组,本来没汪什么事,是他自己‘跳了出来’,给工作组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结果后来更换了工作组,认为从前的做法‘太温和’,肯定‘四人帮’覆灭前留下了第二套班底。由此则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为什么上了一次天安门就无声无息了?……结果审查了两年多,光交代材料就写了十几万字。”拿汪曾祺自己的话讲:“把我弄得够呛。”他便“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汪朗) 
  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中国政治实际,书生气把自己给害苦了。 
  《汪曾祺全集》八卷本中,也有关涉政治的几处,都是晚年写的: 
  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疏离了。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汪曾祺是多么天真的一个人啊! 
  林斤澜就不是这样。一本《十年十癔》,篇篇关联政治,是对中国政治痼疾的电击和轰炸。但都是艺术的表现,太深刻了,而他的语言闪闪烁烁,扑朔迷离,没有一句话授人以柄。有时我想,比起机智的林斤澜来,天真的汪曾祺更加可爱。二位的老朋友邓友梅说:“林斤澜有气得发抖的时候,却没有气得发火的时候。”汪曾祺会骂“王八蛋!”会拉弓搭箭地说:“我给兜出来。”“我跟他翻儿。”“我就要打这个不平。”“我要嚷嚷。” 
  他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拿林斤澜的话说,“他也确有提刀四顾,破口叫阵的时候。” 
  他还是个性情中人。想当年,江青赏识他的才华,有一次,他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但他绝不拍马,江青拉他上天安门,他还说是否请杨毓珉代替。而且,他还是惟一在江青面前跷二郎腿,并抽烟的人。他对林斤澜说:江青就像上海人所说的“白相人嫂嫂”,身上有江湖气。 
  1972年,沈从文写信给巴金夫人萧珊,描述到汪曾祺当时的形象。说汪曾祺现在已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发白,“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但笔头重点一转:“后来看到腰边的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 
  大师用笔实在厉害,不过汪曾祺还是汪曾祺。他一生保持文人的个性。 
  林斤澜说:1989年后,对于老朋友邓友梅,汪曾祺一直耿耿于怀。1997年,老诗人孙静轩找五粮液酒厂出了一笔钱,邀约了一大批作家访川,林斤澜、汪曾祺、邓友梅最后一次一同出访。三位站在四川三江回流的地方,邓友梅显得激动,要拍个照,汪曾祺无动于衷,邓友梅坦然地说:“你是知道我有明显缺点的嘛。”三个人一笑,合了一个影。 
  林斤澜涵养好,而汪曾祺率性、率真,两人都有些仙气。可是,1986年,《文艺报》忽然刊登汪曾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大家一头雾水,感到滑稽。 
  我拿这事问过林斤澜,林斤澜也说不知道汪曾祺要入党的缘由,只说毕加索也是法国共产党员。邓友梅有文章说汪曾祺五十年代初就写过入党申请书,党认为汪不够格,要邓帮帮他。大概是汪曾祺在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来,憋闷之后,他要长啸一声吧。 
  在作家中,林斤澜和汪曾祺互为至交。两人1950年熟悉上,直到1997年分手,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林斤澜说:“我和曾祺风风雨雨几十年,没有落下恩恩怨怨,是至交。” 
  汪曾祺小女儿汪朝回忆: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邀请、笔会相当多。爸和林叔叔总是一起参加讲课、座谈,一起喝酒,一起游山玩水,算得上形影不离。爸对林叔叔口无遮拦,高兴了,酒喝多了,心里痛快了,拿起电话就给林叔叔打,有时趁着酒劲还要骂上几句。这个时候他很执拗,很难说服。林叔叔耐心地跟他解释,帮他分析,更多的时候是不置可否地静听,让爸爸痛痛快快地发泄。林叔叔就是喝多了,也不会失态,仍然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聊天,虽然脖子带脸都红了。 
  林叔叔宽容厚道,有各种年龄,各路风格的朋友。他顾全大局,扶掖后进,乐于与年轻人沟通。他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读最前卫、最新潮的作品,而且深入研究,费心琢磨。虽然他很少口齿锋利地表达意见,可让人感觉,他心里洞彻,并且很有想法。 
  …… 
  小保姆刚来不久,饭很粗糙,林叔叔毫不在乎,还陪爸喝点葡萄酒,尽管不过瘾。我中午回家,一出电梯就听到林叔叔响亮的笑声,爸和妈都很高兴。 
  汪曾祺新时期复出,终成文学大师,和林斤澜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当代一段重要的文学史。刘心武在《醉眼不》中说:“我头一回见到他,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林斤澜家中,那时知道他是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执笔,身份是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在单位里处境似乎不是太好。谈话间,他绝不提文学艺术方面的事儿,但说到烹饪什么的,却既内行,又生动。倒是林大哥有劝他写小说的话,他也不接那话茬儿。” 
  “粉碎‘四人帮’后”,究竟是哪一年?刘心武没有交代明白。看情形当是策划《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前。林斤澜1978年发表《竹》了,而汪曾祺却没有动起来。没有动起来是因为“四人帮”都粉碎了,他还要审查!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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