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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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那种一切平安无事的情绪又岂止是充盈在英伦上空？那几乎是整个欧洲共有的心态。奥地利诗人安岑格鲁贝尔更把这种无忧无虑的情绪概括成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
科技进步、文物昌盛、天下太平。当斯蒂芬·茨威格步入晚年，回首往事时，留在他记忆中的成长期便是如此这般的曼妙无比，“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因为又会有什么来打断这种兴旺呢？又会有什么来妨碍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不断产生新的力量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投有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第217页）茨威格的绝笔之作《昨日的世界》开篇即是“太平世界”，良有似也。然而良辰美景，向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之后，迎来的竟是颠沛流离，晚景凄凉。最终，一代文豪在二战硝烟正浓之际于异国他乡巴西含恨自尽，赍志以殁。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正是茨威格出于绝望，留给世人的最后作品。作品以散文笔法记述了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成长与生活经历，回顾了自己亲身感受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温暖的人性，商雅的情趣，睿智的见解如涓涓细流于笔端纸间绵延流惝。这是一部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因为“书中主观感情的抒发，远远超过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译后记》）；不是自传的自传，因为“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皆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序》第1页）；不是思想史的思想史，因为在作者的一生中“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序》第5页）。
事实上，这是一部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不朽作品，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怎样都会受益良多。我则被作者和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巨大悖论或者说冲突所吸引：一个志与业均不在政治的人却不得不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一个刻意远离政治的人却偏偏被政治破门而入，揪住不放；一个热情洋溢的欧洲主义者、一个立志要做“世界公民”的人却眼睁睁地看着欧洲政治分裂、意见分歧、争斗不休；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却亲身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血流成河的世界大战；一个认同欧洲为自己故乡并忠于欧洲文化理念的犹太人，却被欧洲剔除出局。因此我想，尝试着以“后见之明”去理解作品所蕴涵的国际政治意义，去理解一个政治维度的茨威格和一个国际关系史观照下的茨威格是不无裨益的。特别是作者本身即具有宽阔的世界视野、广泛的国际交游，作品又不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描述与评论，而作者最终的悲剧性命运更是国际冲突的产物。况且在经历了沧桑巨变后，晚年的茨威格也对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反思。他说：“在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第200页）茨威格已经变成了一个自觉的现实政治观察家。上述诸点在在证明这样的解读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在二战结束六十周年（2005年）之际，我们仍有必要从茨威格这位以生命向纳粹抗议的自由战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既以他的眼光回顾历史从而知道他的不足，又借他的智慧审视未来从而避免前车之覆；在欧洲一体化加速推进同时又面临更多挑战之际，欧洲（也包括我们这些非欧洲人）仍有必要从这位老资格的欧洲主义者身上获取新的灵感。
太平世界：真与假
在茨威格眼里，他出生（1881年）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山还是那座山：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从容不迫，“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第29页）经济上，“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肆贬值。那时候，要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说成是‘破产’了，人们就会蹙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起这场‘灾难’。”（第30页）因而人们似乎“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第3页）
坐享太平盛世，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感觉显得那么真实切近。然而当我们放宽视野，以“大历史”的眼光回溯历史时，就不得不指出这种太平的虚妄，因为只有战争才是欧洲几百年历史的常态。近代国际关系史即以“三十年战争”（1618～ 1648）揭其序幕。从1618年到1814年，欧洲的国际矛盾错综复杂：“有以波旁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为主的争夺王朝利益的矛盾，以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为主的近代民族国家争夺欧洲霸权的矛盾，以资本主义的英国、荷兰以及封建的法国为主的争夺商业、航海和殖民地霸权的矛盾，还有以欧洲大国、强国为主与小国、弱国的矛盾，特别是还有殖民地与宗主国——例如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的矛盾，等等。”（《国际关系史·第一卷》）这一时期的欧洲列强一味诉诸武力，用战争解决问题，致使兵燹连年，生灵涂炭。虽时有休战，也不过昙花一现，其实仍是战争的继续。举其荦荦大端者，计有法西战争、法荷战争、九年战争、奥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波兰王位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方大战、俄土战争、拿破仑对外战争，等等。
1814～1871年也好不到哪儿去。反法联盟结束拿破仑统治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勉强维持了半个世纪，就在欧洲革命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了。其后，普鲁士通过一系列王朝战争，即1864年丹麦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以铁血手段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与此同时，曾经称雄一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普鲁士崛起的意义在当时还不是一眼所能看到的。战败后的奥地利确实迎来了和平，茨威格不无留恋地写道：“四十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技术设备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感到不胜自豪。”但这是软弱的和平，是强者暂时赐予弱者的和平，也因而是强者随时可以收回的和平。因此，在熟谙国际关系史的人眼里，实在看不出茨威格兴奋的理由。
事实上，即使是茨威格热情讴歌的那四十年（从普法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止），也绝非风平浪静的黄金岁月。这近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时期，也是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最终形成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拼命掠夺世界领土、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亚非拉和大洋洲悉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网络之中，可以说无远弗届。处在欧洲中心的奥地利，斯时尽管“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伤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
当然，从表面上看，与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狂潮相比，欧洲局势在1871…1914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确实保持了相对的“平静”。维也纳体系固然已经土崩瓦解，但取而代之的“俾斯麦体系”还是以其苦心孤诣的复杂设计维持了欧洲的秩序。可惜人亡政息，随着俾斯麦的下台，各国相继调整了对外政策。1904年和 1907年缔结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英法俄集团与德奥集团对峙的两极均势局面的形成。干柴已经堆就，就等那一丝半点的火星了。最终，这样的战争危险就连茨威格也看得一清二楚了：“世界的局势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察贝恩事件、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答记者问一这类摩擦引起的火花层出不穷，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积起来的炸药的大爆炸。” （第231页） 茨威格以追悔的心情反思道：“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进步中必然产生的那种乐观主义使得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第225页），好像这些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再团结一些，再现实一些，再把危险估计足一些，就能避免战争，就能减少分歧，就有望实现欧洲的和解似的。诚然，我们不能忽视思想的作用、道义的力量、文明的影响，但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华尔兹所言，从本质上讲，是霍布斯式的无政府主义国际结构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导致和决定了战争。因此只要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来裁决纠纷，大炮就是最好和最后的法官。于是，所有的和平只是暂时的休战，而所有的休战又是为了下一轮更大规模的战争积蓄力量。这就是茨威格经历并热情讴歌的“太平”真相，他的真诚赞美只能化作后来读史者的一丝苦笑。而当他一旦意识到和平的脆弱和虚妄，那种绝望和愤怒就像黑夜一样把他完全吞没。
民族主义：是与非
欧洲是近代各种思潮、各种主义的发源地，茨威格的回忆录对此也多有涉及。谈到茨威格之所以心安理得地认为他过去所处的“太平世界”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就必须追溯到当时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信仰。这种信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相信持续的“进步”不仅可能而且已被每天的科学技术奇迹所证实。像父辈一样，茨威格也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步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第4页）
尽管自由主义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在欧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它似乎从来都没有取得过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而且就这一思想本身而言，也并非那么无懈可击。依学者之见，构成近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两根支柱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与辩证统一塑造了近现代欧洲散发力量的特性和成为对外部世界具有长久支配力的源泉。对此，著名学者戴维·卡莱欧有精辟的论述。他写道：“民族国家给予欧洲以维护统治者的合法性和动员民众之无可匹敌的能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欧洲的未来》第17页）对于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号召下的空前动员能力，茨威格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深有领教，并对此有细致入微的近距离观察：“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