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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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曾经身陷囹圄，柏杨自然对中国传统的法制、人权状况格外注意。通过对司马迁遭受腐刑的分析，作者提出：“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的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普通法庭——司法系统，另一个即司马迁所碰到的诏狱法庭——军法系统。”他认为，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审判者的唯一任务就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无论何人，无论其职务、级别再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就不能自保。周亚夫是削平七国叛乱的功臣，于挽救西汉王朝功莫大焉，官至宰相。但位高权重，必为皇帝猜忌。于是有人告发他私藏兵器，准备叛乱。其实，是他儿子购买了一些纸制刀枪，准备老父去世时作冥器用。但无论周亚夫如何解释，毫无作用。因为判案的“法官”并非不知事情真相，但他的任务并非追寻真相，而是执行最高层的政治任务、命令。因此，他的使命就是罗织罪名。中国历史上冤狱遍地、酷吏横行，说明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例如“唐王朝的法律，是中国各王朝法律中最完善的一种，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唐律》自不例外。”每一次，只要
世纪回眸说译事 百年巨变话沧桑
■ 吕 俊
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近年来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翻译中的问题层出不穷，有必要对于中国翻译的历史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则在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近年来高潮迭起，多种思潮汇聚于翻译理论之中。所以，当六十余万言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置于案前时，我不禁怦然心动，及至披览阅读，更为其史料的丰富，视角的独特所吸引。不出十余日，厚可盈寸的巨作就已读完了，其间既没有感到一般读史时的枯燥，甚至没有感到夏日常有的困倦，我想这主要应归功于作者的笔墨酣畅，书的内容的丰富多彩吧。
读过之后有几点感想，想写出来以就教于作者及诸同好。
一、内容丰厚，史料详实
二十世纪被人称作是翻译的世纪，这足以说明在这个世纪中翻译活动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写下这些翻译活动却又不很容易。因为历史绝不是史料的堆砌与罗列，而是由某种思想贯穿着，让这些事件与现象之间产生联系，从中发现规律，并对当下的现实有意义，否则写史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在这方面，方华文教授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以下简称《译史》）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在写史的方法上也有所突破，是值得注意的。
史并非史料的罗列，但史料不够丰富不准确也不行。《译史》可说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该书长达六百五十余页，这个大容量为展示史料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全书涉及译者一百二十余家，以及部分外籍译者，译著数以百计。这里有他们的生平与业绩，也有他们的理论观点、他人的评价，更有不少译作的精彩片断，是目前国内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译史。作者阅读了大量史书典籍、报刊和文章，许多鲜为人知的译人译事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而其他同类书文中已有介绍的译人译事，又以该书内容更为详尽。例如译家周作人在《译史》中虽然是放在第二编第一章以“大文学家，大翻译家鲁迅”为题目的同一章中，但对他的介绍与评价竟达十页之多。作者对周作人的译作介绍详尽，评价公允，其中不仅有他个人的生平经历、他的译事成就，还有一些是关于他与其兄鲁迅的轶事、趣话，表现了兄弟之间曾经的情谊与合作。
对前人的评价，方教授不随意附和，有个人独特的见解。例如，在评论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时，一般都首推严复、林纾，尤其是康有为曾有过“译材并世数严林”的诗名，但方华文教授不以为然，他认为，梁启超应冠三杰之首，因为梁启超“大力创办译书院，从政治的角度影响我国的译业，以宏观论作用最大”。这一评价角度是有道理的，也是至今所仅见的。其中是不是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翻译学理论的某些观念，或可以就教于方先生，然而，“旧学商量加邃密”是应有之义，一部新创见的学术论著无可避免地会有新的见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译史》优点、特点还很多，例如，写法灵活，不拘一格，有时以人带事，有时以事带人，如以鲁迅带出他所译之书，而又以“莎士比亚在中国”为题目带出所有中国莎剧译者。
二、主客兼融写法独特
一般说来，史家作史都遵循力避主观、力求客观的原则，作者总是如局外人，站在圈外的高处，以一种全知全新的视角，貌似公允地陈述史实，这样给读者一种“历史的真实感”。但是如果从“一切历史都只是当代史”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对历史真实有新的理解。所有的历史都只是后来人站在他所处的时代的立场并以他个人的视角写出来的。他对人物的选取，对事件的描写等等，无不带上了主观的烙印。认识到这个道理，让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变化，“史观”让位给了“史学观”，历史哲学的重心，从历史的客体转移到主体如何认识历史客体的问题上来。主体观念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与其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不如从幕后走到幕前，与读者更平等地对话交流。在这一方面《译史》做了很好的尝试，把译家、译事、译例、后人的评说，以及作者个人的看法熔于一炉，有机结合，使得该书主客兼融，有一个独特的视角，既有史料，又有各种评论，甚至译界争议之事以及作者个人点评，读起来感到有血有肉，迥然不同于一般史书的生硬刻板，了无生气。
例如，方教授在介绍朱生豪时，有对他生平的简介，有朱生豪的人生自白，有其妻子宋清如深情的追忆，也有他人如鲁迅等对他的评价，还有作者对朱生豪泣血译莎翁的生动描写，和他对这位前辈的敬仰以及对他英年早逝的惋惜。“今天我们提起朱生豪，往往把他跟戏剧巨人莎士比亚连在一起，使他荣膺翻译家的桂冠。因为他曾经不折不挠，殚精竭虑，创造了辉煌的译绩。”这里，作者已经把自己的情感、观点、立场明确地显示出来，与人物情感融为一体了。这样的写法拉近了书中人物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也更易受到感动。这种主客兼融的手法是史书中少见的，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是成功的尝试。
三、历史当下巧妙溶合
史学家通过对过去事件的研究，试图找到各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或企图重建过去的思想。但是，历史与当下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呢？这倒是个难题，因为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界线，这是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昨天是过去，但没有人能说昨天是“历史”。昨天不是，那么前天呢？大前天呢？……方教授写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的动笔的时间大约在2000年左右，他就在写昨天和昨天以前的事。他书中的许多人还健在，还在同我们一起开会、交往、通e…mail，却已经被他写进了《译史》了。这，也是《译史》写法上的一个大胆的突破。
写我们身边的人与事难度比较大。一是这些人仍在变，仍在发展，仍在继续写、继续译；二是看到自己被写进了书里，这些人会做何感想？会认为那些对自己的评价公允、全面吗？所以，已有了距离感的人与事、已“盖棺论定”的人物好写，已有定评和定论，容易做到“客观”。但历史与当下又不可能明确分开，尤其是在事件的意义上。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所说：“‘历史’一词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它包括①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②我们现在用它们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这种模糊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为历史哲学同时打开了两个可能的领域。这种研究，正如我们上面以其流传的形式所简单描述它的那样，可以涉及到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而另一方面，它可能是关注于历史思维的过程，靠了历史思维，我们就可以达到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了。”（《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沃尔什所说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是指对历史思维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从对事件的关注转向对历史思维的关注，这一转向意味着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下过去有意义的事件，而且要透过它们深入到它们所奠基的思想上去，这样历史研究才能对现实与当下有意义。从这一观点看，方华文教授的二十世纪翻译史也就不显得特殊了。现在，这种做法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如写过《中国翻译简史》的马祖毅先生原来只止笔在五四之前，现在他正在撰写的《中国翻译史》上下卷，将把视域从历史扩大到当下。而写过《西方翻译简史》的谭载喜也在他的修订本《西方翻译简史》中增加了当今仍在流行的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内容。
方华文教授在写该书之前心里有一个蓝图，他想使这部著作达到以下几项要求，（一）内容丰富，含金量大，让读者有较大的受益；（二）通俗易懂，朝“大众化”方向努力；（三）争取当教材用，故尔必须条理清晰，便于归纳；（四）必须与社会发展衔接，从而便具有厚重感和使命感；（五）必须鲜明、生动，让人看得见，摸得着，故应在书中加译文选段，可供读者鉴赏：（六）资料性强，即为从事翻译研究的人提供翔实的资料；（七）重点突出，具有代表性，如所选择的译者、译作应产生过影响；（八）努力描绘中国传统译论的构建情况，使读者了解中国译学发展的脉络。
对一本书来说，若能兼具如许的特点可谓不易，令我们高兴的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基本达到了方华文教授预期的要求，而且有的方面做得很突出。
（《20世纪中国翻译史》，方华文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35。00元）
回望“抒情年代”
■ 吴小龙
一般说来，“抒情年代”这样的字眼，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的应该是无忧无虑、幸福但是不免有点浅薄的时代。你很难把这个字眼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残酷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乃至于席卷全国的动荡和武斗联系在一起，更难把它与上山下乡以及那穷乡僻壤的艰困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叫作抒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