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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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思想批判”“合二为一”的性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
毛泽东的信对中央高层领导及文艺界主要负责人公开之后，1954年10月23日、24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及李希凡、蓝翎合写的《走什么样的路》两篇文章，正式拉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序幕，随即进入高潮。
在一系列批判活动中最著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1月31日至12月8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它从九个方面确定了“胡适思想”批判的具体规划，即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诸多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此后，从1954年12月底至1955年3月，又相继召开了21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将批判运动扩展到各个领域中去的做法；8月，又揪出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反党集团”。 从1954年10月16毛泽东写“信”开始，至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作协党组的《报告》为止，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持续了一年又二个月的时间之后告一段落，余响则延续至五十年代末。历史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1956年。
1955年3月至1956年4月，三联书店共编辑出版了8辑《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加上其他报刊杂志发表的各类批判文章，总字数达三百万字以上（孙，273），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平心而论，作为有独立思想的学者，胡适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人生选择；作为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李希凡、蓝翎写文章与名家俞平伯进行学术商榷；作为《文艺报》的主编和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冯雪峰、周扬等人对李、蓝文章进行符合程序的处理；作为国家领袖，毛泽东鉴于形势的需要发动整顿文化思想界的政治运动，这些似乎都无可厚非。
可是，历史总是喜欢与人开玩笑。上述种种“无可厚非”的事件凑在一起，却产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本来正常的学术活动异化为一场不可思议的政治运动。“运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少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粗暴地干涉学术，使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第二，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一些知识分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而充分表现出入性的弱点和丑陋——明哲保身、投机取巧、人云亦云甚至假公济私、挟嫌报复、深文周纳、自相戕戮，这两个方面都为后来的“文革”开了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是学术、政治、人性的三重悲剧。
有学者指出，明代嘉靖朝的“大礼仪”，万历朝的“争国本”，泰昌朝的“红丸”、“移宫”等一连串的“案”，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官僚集团内部争论不休这一行为近期与远期的破坏性，尤其是对士子本身的精神伤害和对社会风气的毒化（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表面上遭受批判和打击的只是胡适、俞平伯、冯雪峰等有数的个体，事实上遭受重创的却是“士风”和“世风”。就事论事，如果客观上社会能多一些学术和政治的自由，主观上有关人员能多一些儒家先贤提倡的“自省”、“恕道”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悲剧”或许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一些当事人的侮辱和伤害，自然也就减轻了对士风和世风的“毒化”。
当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是另一个问题；一些关于《红楼梦》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也自有其学术价值，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辨明的。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作为普通的学者、作为普通的人，哪怕面对外在的迫力，我们怎样才能保持起码的学术良知和做人原则？事实上，“即使批判胡适运动的高潮中和高压下，坚持不肯公开表态说话写文章的也不乏其人”（胡明《胡适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而在批判过程中，老舍的“与人为善”，臧克家的“平和”（孙，133），启功的“谦虚”（孙，168），杨晦的“厚道”，浦江清对俞平伯的“尊重”（孙，171），陆侃如的“自我批评”，吴组缃的“为俞平伯说好话”（孙，188），茅盾对俞乎伯的“回护与同情”，何其芳对俞平伯的“关心”（孙，203），尤其是俞平伯对胡适“不忍骂”（孙，301）、王伯祥陪俞平伯“赏菊”“饮酒”（孙，201）等等，无疑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人性的高贵和“儒林”的正气，足以让那些“假公济私、挟嫌报复、深文周纳、自相戕戮”者汗颜，也为我辈树立了榜样。面对见仁见智的学术论争以及种种紧张的人际关系，我们或许应该多一些历史的反思，并不妨呼吁宝钗式的处世之道——开放的胸襟、宽阔的度量、持平的恕道等等。
1954年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批判运动早已成为历史，它留下来的不应该只是那三百多万宇的文字资料和相关人员不堪回首的记忆，而应该成为我们从政治、学术、人性等各方面进行反思和研究的典型个案；《红学：1954》在反思和研究的道路上走出了扎实的第一步，希望而且相信有更多的学者“接着往下说”。
（《红学：1954》，孙玉明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35．00元）
温润洒脱的学术之旅
■ 秦燕春
如同该书《小引》中指出，这本结集，是作者利用2001年7、8月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因缘聚合，得以“抛弃‘中国文学专家’的身份，以旅游者好奇的眼光”，仔细打量了十分陌生的国际大都市伦敦以后，在走马观花式“着迷”中的收获。而将焦点锁定大英博物馆，一则因为临时居所的迫近，造访方便，二则因为其作为“知识的海洋”，让作者“怦然心动、流连忘返”，乃至叹为观止的视觉冲击与情感魅惑。
在陈平原君其他类似学术随笔中，诸如此前的《阅读日本》、《大书小书》、《学者的人间情怀》、《游心与游目》等作品，作者曾多次言及，此种类型著作书写，其个人意义，多半在于保持“性情的洒脱与温润”。而对于不同层次的读者而言，在藉着如此“温润洒脱”的阅读、得以另类方式贴近作者学人风范的多棱多面的同时，更是以一种格外的轻松愉悦，徜徉于学术文化之“场”，低回在风情绰约与严肃方正之间，情味近乎淡茶闲点，不再是高头讲章的厚重庄严。就其针对文化情感与学术体悟的感性想来，倒是软风化雨，更加“润物细无声”的。
正基于此，我们才能够以闲庭信步的姿态，与作者一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游走在大英博物馆内外。其古希腊风格的门廊、“咱老乡”高谈阔论的中国馆、好莱坞大片似的埃及馆、人头攒动的城市建筑大展苑、充满新旧张力的狄更斯纪念馆、掩映在历史与传说间的圆形阅览室，不时以其异域风情让人惊艳。在消闲散淡中，次第领略了英雄气的石雕与诗人味的墓碑、剑桥的民俗故事与海德的自由演说、伊斯兰的黄铜水壶与古罗马的波特兰瓶，乃至希腊的神像、北京的版刻、专演莎剧的环球剧场、葛饰北斋的中国地图、迷离暖昧的比亚兹莱、成为旅游商品的“福尔摩斯”、作为“绣像小说”的《天路历程》。不一而足。
又源于作者历年来对于“图文并茂”的偏好（从1999年陈平原、夏晓虹二君合作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至2000年陈君编选导读《点石斋画报选》，再至2001年陈、夏再次联手编注《图像晚清》。三年中三本书，既相互衔接又层层递进，恰是一组“读图”三部曲。还不包括作者这期间其他著作，如2000年《北大精神与其他》、2002年插图本《千古文人侠客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且感谢现代印刷手段的发达，本书一个鲜明特点，依然是以大量精美、清晰的插图胜出。这不仅体现为作者行旅过程中自家拍摄下的亲身感受，也囊括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图片资料，诸如石印本《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日本刊本《英吉利记略》、英译本《鸿雪因缘图记》，以及《点石斋画报》、《教会新报》、《花图新报》中若干绘图，甚至还有卓有风趣的纪念馆门票、图书馆说明书、高额面值冥币、“福尔摩斯名片”等个性小收藏。凡此种种，使得读者跟随作者的“卧游”，貌合神一，是为真正意义上的“游目”与“游心”。
本书编制上另一个特点，即每则日记后又加附记，虽然作者在《小引》中自谦为“不敢冒充博学”、“只好屡屡事后诸葛亮”，对于读者的“延伸阅读”而言，却是大有裨益。正是在这一“延伸”拓展中，尽管作者“不想旁征博引，害怕变成另一种考据文章”，其训练有素的学者的眼光，还是得以凸现。其对晚清的兴致与回眸，固然围绕日记中的话题作一深度挖掘；旁涉百科全书与新闻报道的视野，又是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广泛辐射。凭借纵横交织的目光游移，人文学者“出世”的冷静与“人世”的热切，融洽遇合在“性情温润”的洒脱当中。
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附记部分之不时掺杂当代生活经验，目的在于打破博物馆的“封闭性”。作者认为，在一个“神圣事物”受到普遍挑战的时代，博物馆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改良的手段，在于“多元视野”以及“古今对话”，让藏品走出封闭的博物馆，与当代人当下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发生关联。“只有将储藏远古记忆的博物馆，与关注日常生活的大众传媒，以及沟通古今的学校串联起来”，相互支持而又相互质疑，其“传播知识”的宗旨，方能方便得以体现。就此言之，则本书借助“图文并置”的阅读效果，凭藉图像特有的直观性与丰富性，来展现一个对于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文化环境与艺术氛围，也正是作者试图依靠大众传媒，“打破博物馆的封闭性”，让传世藏晶以“多元”手段“面世”，从而“传播知识”的具体而微的努力了。
对于熟悉作者学术理路的读者而言，本书中所选12则日记与三则附录的“话题”，从国民教育到文化史视角，从版刻、地图到书籍插图、以及绣像小说与晚清画报，到底还是致力于近现代文化研究、尤其兴味浓郁在中西对话的史家眼力乃至惯习。唯其如此，作者才会面对壮美神秘的杯盘雕刻、瓶瓶罐罐，首先解读出中西差异中“素质教育”、“无待之学”的特殊情味。
自然，犹如作者在《后记》中“主动招认”的，本书虽然名为“日记”，却是有所“修饰与补充”的，不仅“略为铺陈”，还要“核对引文、注明版本”，这实际已经是在经营“文章”了。但在笔者看来，此种态度，倒不失是一种面对读者应有的“忠厚”，大凡存目发表的“著述”，心中有了读者的影子，无论如何便都会生发出几分顾忌与腾挪。便是晚清那号称“绝世风流越缦堂”的李慈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