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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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敖在其回忆录有云：“（1979年）复出后最风光的四件事是出书、上报、结婚和离婚。出书是由远景出版公司沈登恩推动，上报是由《中国时报》高信疆邀写专栏……”
呼吁为金庸武侠小说“解禁”，首倡“金学”
远景出版的“金学研究丛书”多达30种，每本书的封底，都有沈登恩亲撰的广告词：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
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
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
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
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段话，道出了世界众多华人读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普遍感受。金庸的武侠小说已被尊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瑰宝。无论达官贵人抑或平民百姓，不管是学者教授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老人还是妇幼，从中华大地到欧美加拿大，金庸迷遍及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照小说家倪匡的说法，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作为在台湾第一位正式印行金庸武侠小说，继而率先提出“金学”的人，沈登恩以他独到的眼光和勇气，在台湾文化界、出版界大出风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金庸的武侠小说即开始风靡港澳，但因种种原因，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除个别得自地下渠道者，几乎不知其名。沈登恩清楚记得：他是1975年初，从香港朋友手里得到一套《射雕英雄传》的，一天一夜工夫就把全书看完了，脑海里全是黄药师、黄蓉、洪七公、郭靖、周伯通、欧阳锋等人的影子，好像跟许多的侠客英豪把臂而游。接着他又想法弄到了几部偷偷流进台湾来的金庸小说狂读。他感到金庸笔下的世界实在太精彩太浩瀚了，那些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有时孤傲得像“一任群芳妒”的梅，有时孤寂得像荒漠里的野鹤，有时悱恻得像一卷唐诗，有时义烈得像一册史记，直让他叹为观止，辗转难眠。
喜欢金庸小说何止沈登恩。据说，蒋经国有次在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曾作国民党总统的严家淦，也派人找民间盗版的《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病中还念念不忘金庸小说。沈登恩从香港、澳门、新加坡的朋友那里得知，在港澳和新加坡的地铁、渡轮上以及巴士、电车中，不少人的手上都有一部金庸小说。刚办远景不久的沈登恩奇怪；怎么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四下打听，才知台湾当局一直视金庸为“左派”而将其所有小说列入“查禁目录”。而颇值玩味的是，时任国民党“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底下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沈登恩坐不住了，拿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先和金庸签下出版合同，接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之议。
在游说当局时，他向“新闻局长”宋楚瑜作过一个精到的说理：明末期间，在《水浒》争议甚大并遭主流文化禁忌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却大胆地把其文学价值拿来和《庄子》《史记》相比，这种超卓见解和胆量，当时吓倒了许多读书人。不仅如此，这位怪杰还摆脱当时“诲盗”的道德批评，亲授此书给10岁之子，让儿子知道此书的好处，其曰：“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费尽周折，沈登恩终于在1979年9月得到“上峰”的一纸公文，言“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金庸从此在台湾有了出头之日。
在沈登恩为解禁金庸小说而努力时，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围绕金庸小说的解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因为沈登恩曾向《联合报》总编辑张作锦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当优先通知他。因此，他在1979年9月6日一获知解禁事宜，马上电告张作锦。张作锦请他即刻到《联合报》商谈，决定让金庸的《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9月7日上午，也就是《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头天，《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气急败坏地来远景找沈登恩，相告老友：若输掉金庸这场仗，时报老板余纪忠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沈登恩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好胜心极强的高信疆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沈登恩。沈登恩实在没有理由拒绝老朋友，何况，能让台湾的中国人多一些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杰出的小说家其人其作，正是他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就答应下来。
沈登恩“笑傲江湖”，争取解禁金庸小说进而率先引进出版，犹如一颗炸弹响彻在台湾文化、出版界的天空。另一位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的武侠小说家温瑞安曾如是评价彼时的沈登恩：“沈登恩人很年轻，个子并不高大，故台北文化界朋友称他为‘小巨人’。”
当金庸热在全球华文读者中持续升温之际，沈登恩深知自己印行《金庸作品集》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供人消遣，他也希望世人不要仅仅把金庸的小说当作纯娱乐、消遣的快餐。使他高兴的是，不仅屡有读者反映渐次看出金庸小说的“不简单”，而且一些学者、评论家也盛赞“别有系人心处”（曾昭旭教授语）。1980年10月，沈登恩首倡“金学研究”一词，并策划出版一系列《金学研究丛书》，公开向海内外征集金学研究稿件，使金学研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远景陆续推出三十来种金学研究的专著，沈登恩对金庸文学地位的早日形成具有特殊作用，他也由此和金庸成了好友。新加坡武侠小说家温瑞安曾披露一事：有段时间港台盛传远景周转不灵，有些出版人便开始打金庸作品版权的主意，他拿此事相询金庸的看法，金庸断然道：“我跟沈先生是好朋友，除了出版我的书外还有一份情感，我不想在这时候做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
“高级厨师”英年早逝
沈登恩为了文化的传播而不辞辛劳在四处奔走，寻找天底下的好书好文章好作者。他包里揣着印章，把行程安排得密不透风。2002年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就惊喜地告知意外收获，说是发现了一个研究金庸的物理学家，名叫戈革。他手捧一厚叠印谱，神色飞扬地说；“戈先生为金庸小说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刻了印，共1600余个，名为《金庸小说人物印谱》，这可是大作品，我已和他签下出版合同。”
“远景”屡有惊世之作。2002年秋，“远景”以图文并茂的样式，推出了大陆著名作曲家陈钢主编的《上海老歌名典》，书中收有三百多首当年上海滩流行的老歌，令台湾歌迷惊喜有加，初版5000本定价为1200台币的“大书”上书架不久即被定购告罄。沈登恩出此“大书”，是由于他感觉到，在台湾千万民众心中，日新月异的大上海成了大陆经济发展的代名词，众多台商投资并定居上海，诸多媒体聚焦沪上的热潮，营造出了台湾民众心目中浓浓的上海情结。沈登恩评点说，台湾歌声中的“上海热”是几年前兴起的“上海热”的延续。他还表示，《上海老歌名典》只是远景出版社50册“上海风华”系列的开山之作，他希望通过文化的视角，观照上海的历史与未来，为两岸的文化和亲情联系搭架一座桥梁。
沈登恩创办远景近三十年来，从毛头小伙，到圈里圈外认可的成功出版家，不改的是那种亲力亲为跑在第一线的风格。他诙谐中带些自负地说：“我是高级厨师，要给作者和读者端出绝对可口的菜来！”
2004年元旦和春节，我们互道了问候。他说今年是他创办远景三十周年，准备搞个庆祝，届时推出《辜鸿铭》，谁料，不久即传来他以五十四岁之盛年病逝的噩耗。自相识以来，如他所祈，我一直以为彼此间的友谊能维系十几二十年呢，可现在，友谊的传递是永远“无法到达对方”了。
从与他有限的交往得到的印象是，他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都在为书忙碌。他跟天底下的好人好书好文章最亲，只可惜天不假年。初闻噩耗我无泪失语，悲怆情绪终日碓消。想缘分也真是如露如电，电话里再也听不到他那带着闽南腔低沉而亲切的称呼声了，世间就此少了一个时常能想及给我谈书、出书、送书、寄书的人了。
“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尝云；“远景出书如造林，总有一天开花结果的。”
如今，卖花人去，回望与他相识之路，依然书香盈袖。遥想当年，我祝远景能成百年老店，他含笑答以“要看孩子们的志愿”。斯人已矣，好在他贤明能干的太太叶丽卿女士“节哀顺变”后已接过摊子，承继遗志，如此，则远景的书香当会源远流长。
现代性或青春创伤
■ 刘 宏
《打回头的情书》故事梗概：
昌国妈妈年轻时候和一个荚国黑人士兵相好生下昌国，她不断地写信给已经回到美国的昌国爸爸，希望他带走他们，但是她的信总是被退回来。昌国成长过程中因为自己的混血身份被歧视，在忍无可忍的最后，他杀死了母亲的情人，割伤母亲，因为母亲胸前刻着父亲的名字。在昌国死去以后，昌国爸爸写信来了，然而来信对昌国妈妈不再有意义。她放火烧掉自己居住的汽车房。被风吹走的信在田野里由另一个年轻的士兵捡起，这个读信的美国人正和一个年轻的韩国女孩银玉重复着从前的故事。昌国的好友智欣爱银玉，可是他既无能替银玉治疗眼伤，又不能提供出路。美国兵伤害银玉，智欣用箭射伤他而进了监狱。银玉重新弄瞎眼睛来到他面前。这是七十年代时年轻一代的遭遇。
破损的家庭
在故事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家庭都已经残缺不全。呈现给我们的家庭，不是缺少一个男人，就是缺少一个女人。三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昌国、银玉、智欣，家里不是没有父亲就是没有母亲。不管昌国妈妈、银玉妈妈是不是满怀期望一直在等待那个离开后音信渺茫的男人，故事里也从来没有提示有什么修复的可能。昌国的父亲，那个作为士兵来到韩国的美国黑人，回国多年杳无音信。银玉的父亲，参加韩战没有回来，被宣布已经失踪。智欣则和父亲住在一起，他的母亲从未出场，也没有任何交待。
这些潜在相似性早已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未来的某个时刻还要通过可见的伤痕一目了然地表象出来。其中最为无辜的是银玉，小时候她被哥哥指定顶着一只碗作为靶子试他的手枪，子弹没有打中碗，打中了她的一只眼睛。多年来银玉要用头发遮住她失明的右眼，但是连小孩子都知道，一旦拉开头发，她美丽的脸就会因为那只眼睛变得可怕。这样过了多年，某一天，昌国的眼睛也受了伤，因为他企图透过窗户偷看银玉，被银玉用尖锐的铅笔扎在眼皮上。差不多与此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