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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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Ｆ涔逃兄旨剩艘慌梢病！薄跋八撞煌蚴鹿σ臁７缤敛煌蛭锊臁Ｎ魇贫ィ奈镎粽簦晃峁剩煳抟杂Ω４送了蓿舜又鞒普撸艘慌梢病！保ê月常骸堵垡朊罚萍蔚卤唷斗肼奂罚杖酥芄瘸侵鞅啵骸睹窆允椤返谌啵虾Ｊ榈�1991年版）翻译家严复则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严复：《译天演论例言》，收入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西方文化传人的初期，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而被创造出来的译名经受着时间的考验逐渐摆脱外来语的色彩，成为中文词汇。
对于翻译柏拉图著作来说，翻译者遇到的词汇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以柏拉图哲学的核心范畴型相（希腊原文是eidos，idea）为例。中国学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先后提出过的译名有：理型、埃提、理念、观念、概念、形、相、形式、意式、通式、原型、理式、范型、模式、榜样、模型、式样，等等。其最流行的译法是理念，柏拉图的相关理论则被称为“理念论”。这些译名有些是音译，大部分是意译。说实在话，我们想象一下在整个二十世纪中系统研究过柏拉图的学者有多少，就可以看出每一种译名都反映出译者对柏拉图这个核心范畴的理解，而译名的提出又有译者自身中国文化底蕴在起作用。由具体译者提出的译名一开始都是尝试性的，是译者的创造，但一旦提出之后又会影响着其他中国学者的理解，再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译名是否妥当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示出来了。我在处理这个译名时接受了我国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将在柏拉图对话各处出现的这个词酌情分别译为“型”或“相”。（有关辨析详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3～661页）
其次是翻译文体问题。翻译外国文献，用文言还是用白话，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在翻译界也有过争论。我译《柏拉图全集》让柏拉图说现代汉语，我也只能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这首先是因为汉语本身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在二十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中青年读者若无文言文功底，对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的柏拉图对话已经读不懂了；已有的译本出自多人之手，专有名词和重要哲学术语的译名很不统一。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以适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我让柏拉图说了现代汉语。这里也有译者本身条件的限制。像我这样不会写文言的人是没有能力选用文言来翻译柏拉图对话的。我们看到，柏拉图对话的老译者们有许多非常擅长文言文，有着深厚的国学底蕴，但他们的译文也因此而在许多地方变得“半文不白”。我这样说并无不敬之意，实在是因为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汉语本身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
用文言还是用白话，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哲学界不如文学界那么激烈。对此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当时整个翻译界的相关争论情况。中国老一代翻译家林纾（林琴南）自比司马迁、班固，用古文法翻译外国作品，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剖析过他在选择翻译方法时的复杂心态。鲁迅与周作人俩兄弟在翻译生涯中由文言到白话、由前期主张直译到后期主张把早期作品改译为白话。他们首次力倡乃至实践直译，译出《域外小说集》。在《序言》中，他们对翻译的动机和方法做了如下说明：“《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困，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激之微沤也，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版，第155页）从中可见，周氏兄弟是抱着介绍“异域文术新宗”，给中国译界引入“性解思维”，挽救中国译界“迟莫之感”的目的进行翻译的。然而，这一翻译宗旨的一端是选译作品的现代精神内涵及译者的现代意识，另一端却是特意用古字古义翻译，即所谓“词致朴讷”。
《域外小说集》简直可以称之为一个翻译奇观，一方面它一反清末的意译风尚，“宁拂戾时人”，也严格直译；另一方面这种直译所用的是古奥的汉语。这就像是在相距最远的两端寻求亲近、贴合，企图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中创造出可能性。它的结果不免是“生硬”的，但正是这刺眼的“生硬”表露了两种语言及其内含的文化意义系统之间磨擦的艰难和剧烈。周氏兄弟采用的翻译主张及实践在当时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域外小说集》两册只售出41本。这表明周氏兄弟的尝试与时代错了位。
再次是翻译标准问题，是意译还是直译。意译的出现实际上早于直译。施蛰存对当时翻译界的回忆是：“整章译文不分段落，对话也不分行写，人名长的可以简化缀音，或者用一个不对音的中国人名来代替。这些情况，也是当时翻译界的通病。但是，最严重的缺点，莫如对原作的大量删节。有许多译本所依据的已经是一个删节本，如日本人译西方小说，常有删节。英美出版的名著，也有各种供青少年阅读的删节本、中译者用这种版本译过，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是一个删节本。有少数译者，外文水平不高，遇到原文难解的章节，就跳过不译。有些译者，没有文学翻译的责任感。他们以为翻译就是传达一个外国故事。他们读了一本外国小说，把其中的故事扼要写下来。篇幅比原本少了许多，章节也不同于原本，虽然在第一页和版权页上印着‘某人译’，其实已不是译本了。”（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一·导言》，上海书店1990年10月版，第19页）意译的发展因为缺乏规范而逐渐失范，很多翻译者不仅随意地将作品改得面貌全非，甚至连作品和作者的原名都不清楚，在出版的书中也不会出现这些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很多译本的书名不是原本书名的汉化翻译，翻译者还会自作主张另立名目。
直译一开始就以“诘屈聱牙”的面貌出现，力图再现作品原貌，对“疯狂”的意译做法拨乱反正。尽管很多人附和直译的主张，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直译的主张也被不断修正。最初的时候，翻译句子时，词与词的次序都要保持不变，渐渐的只要保持句子间的次序不变就行了，再后来便明确地提出作品要“明白晓畅”。胡适说：“《短篇小说第一集》销行之广，转载之多，都是我当日不曾梦见的。那十一篇小说，至今还可算是近年翻译的文学书之中流传最广的。这样长久的欢迎使我格外相信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这六篇小说的翻译，已稍稍受了时代的影响，比第一集的小说谨严多了，有些地方竟是严格的直译。但我相信，虽然我努力保存原文的真面目，这几篇小说还可算是明白晓畅的中国文学。”（胡适：《译者自序》，写于1933年6月，《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5页）胡适努力用直译的方法保持原文的真面目，但翻译外来文学的第一个条件已经不再是“信”，而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晓畅的本国文字”。引文最后一句中“虽然……还可”的转折句式表明了“直译”与“明白晓畅”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昭示了两者在协调中逐渐找到良好的契合点。
我在翻译柏拉图对话时奉行的标准只有非常简单的四个字：忠实、通顺。翻译者在翻译中要力求“忠实”于原著，在译文表述方面要力求通顺。“忠实”是针对要翻译的文本来讲的，或者说是针对原著而言。通顺则主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对翻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译文质量标准。然而对这两条翻译标准，我们又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也就是说这四个字是标准，是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又是很难圆满达成的。对具体翻译工作来说，现今已有的翻译作品，确实没有哪个作品可以说是绝对无误的，今后也没有哪个作品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翻译重要性，在工作中要力求忠实，而不是放弃“忠实”的标准。这从哲学上来说，又是一个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
翻译的语言变化是与期待视野中的受众群体紧密联系的。就后期翻译所普遍采用的白话翻译而言，“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并不“现代”，但“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可以被借用来有效地说出“现代”，因为，如果被盲说的“现代”并不能输送给“大众”，它就不是真正的“现代”。现代汉语的缔造和倡导者们将“文盲文”革命性地替换为“白话文”的用意，并非要以“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去做书面语，而是要让它成为“引车卖浆之徒”也能看懂的书面语。“明白晓畅”的白话翻译方法是直译与意译两派的妥协与共识，当这种方法逐渐被更多的翻译者和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必然会影响汉语的书面语表达方式，最突出的影响是汉语的书面语逐渐被“欧化”。
我过去理解汉语的“欧化”总是从贬意上去理解，总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学术界有许多学者提到这个词恐怕也会有这个感觉，就好像在分析思想影响时提到“西化”一样。但仔细想一想，放在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想一想，生活在中国现代环境之下的中国人，有谁的语言能维持传统，一点儿欧化都没有呢？在外来的西方语言的冲击下，汉语在吸取了西方语言的各种要素之后发生变化是必然的。这不是退步，而是进步，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现代汉语的诞生与提高。所以说到我们现在十三亿中国人使用的现代汉语，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说；这不是传统汉语的欧化，而是汉语的现代发展。
从柏拉图对话在中国的翻译来看，从文言文到半文不白的白话，再到现代汉语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旅程。当初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是半文不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的现代白话才是真正的现代汉语。我们现在翻译西方哲学经典不仅要让它说汉语，而且要让它说现代汉语。邓晓芒教授说：“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他又说：“我们在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朴素、明白，越朴素才能越明白，才能彰显出现代汉语本身固有的内在骨架和能耐，也才能直接而信实地表达繁复的哲学文体。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只有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使世界惊异的成就来。”（邓晓芒：《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国旅行》，《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视点”第3版）对于这样一种翻译标准和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