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6-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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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当时德国党的党报对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批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的。从后来的共运史看，这个问题具有共性，表现出东西方共产党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害怕、抵制新闻批评的特征，当然非共产党人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也是人类共同的特性。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和解决，永远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我国有的学者就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党和党的报刊关系的论述，认为“是在他指导德国党的刊物批评德国党中央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作出的；是针对德国党中央的情况和德国党报刊的状况提出的；是特定情况下的历史产物。其中虽有反映党的报刊工作的一般规律，以及反映党和党的报刊关系普遍性的东西，但是确有一些结论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认为当时世界革命运动重心所在的德国党是在野党，恩格斯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党报面临的新情况，是值得仔细考虑的。’恩格斯当时是国际共运不容争辩的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不属于哪一个党，不担任哪个党的领导职务，也没有直接掌握的报刊。他同德国党有特殊的关系。德国党刊《新时代》同德国党中央关于是否刊登《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的争论，是在恩格斯亲自指导和强有力支持下进行、并且取得胜利的。如果没有恩格斯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国际裁判’，《新时代》能在争论上获胜吗？德国党中央能容忍《新时代》的批评吗？现在国际共运中，根本不存在恩格斯这样的权威。”
笔者不以为然。恩格斯强调尊重党的报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虽然针对的是党刊《新时代》，但是不能将其看成是一个个案，否则我们就不能全面客观的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试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就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推而论之进行的分析和论述呢？“德国党是在野党”，既然处在无执政资源的在野党的地位的党都能够开展对党的领导机构的批评，理由是“当时党已经有力量经受公开批评的打击，已经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一个建党八十多年、建国六十年，拥有数百万人民军队和七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面临”什么“新情况”，惧怕其党报（媒体）对自己进行批评？另外，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就是不开展或拒绝舆论监督的理由吗？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党内外难道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吗？假如当时《新时代》的争论没有获胜，能反证党报党刊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是错误的吗？试想：恩格斯如果在世，他又如何评论这一高见？
列宁等人关于党报批评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思想与理论
我们知道，20世纪初，列宁根据党和党的报刊工作的新情况，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认为新闻事业应当成为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党的一切报刊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组织上的领导和监督。
但是列宁在如上原则下，又提出具有创造性地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理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监督思想。
列宁一向把利用报刊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把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看成是实行党内民主的重要手段，并把它们作为形成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巩固党的团结和增强党的统一的重要手段之一。列宁认为，工人政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党的报刊没有任何回避、粉饰的必要。相反，应当为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提供保证，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观点的文章，以便帮助人们清楚地认识所争论问题的实质和意义，以便尽快地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获得统一。由此表明，在列宁看来，党内正常的争论和批评与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不是对立的，不影响报纸的指导、组织等作用的发挥。只要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
列宁十分支持在报刊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批评。1900年，作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主要编委列宁，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地，我们还打算用很大的篇幅来展开论战。”“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不仅要求党的机关报向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敞开大门，而且还应该保证党员们自由批评党的中央机关的权利。1904年列宁在致《火星报》的信中指出：“必须给全体党员以尽可能充分的自由来批评和责难中央机关；如果这些责难不会带来抵制，不会拒绝有效的工作和停付资金，中央委员会不认为这些责难是可怕的。”
1906年5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莫斯科区300多名党员开会，讨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的总结时，就是不是容许在报刊和群众集会上批评四大的决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孟什维克竭力限制围绕代表大会的决定开展思想斗争，认为只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才是允许的，并根据这个精神提出了决议案。列宁对孟什维克的决议提出了修正。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决定不仅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应当在党的报刊和群众集会上进行讨论。经列宁修改的决议案获得大会通过（仅39票反对），次日刊登在《浪潮报》第15号上，孟什维克竭力反对列宁的意见，于是便通过中央委员会针对列宁的修改意见起草了一项决议，对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为一致做出了具体规定。列宁认为这些规定极端错误地理解了党内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关系，立即写了《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发表在《浪潮报》第22号。文章指出：“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宣传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不能分割开的）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严肃地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对批评自由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狭窄了；对行动一致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阔了。”列宁认为当时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大错误就是，它没有经过党的刊物和党组织事先的任何讨论”，就决定和公布了重大问题的决议。“事先的讨论本来是可以帮助它避免犯我们指出的这种错误的。”与此同时，列宁又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如果我们真正决定在我们党内严肃认真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支持报纸批评时说过，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是群众性的创作，群众自己应当监督一切，群众的监督有时失败，有时做得不完备，但这都不能成为拒绝群众进行监督，特别是利用报刊公开进行舆论监督的理由。党政领导机关的不良现象时常逃脱工农检查员的耳目，却难以逃脱工农通讯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耳目，因此一定应当使报纸杂志对党政机关实行舆论监督这种可贵的精神发扬光大。
列宁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中说：“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不仅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可以在广泛的集会上自由进行。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宣传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不能分割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泛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党从此成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对待自己的报纸对自己的批评？列宁一再强调对党和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列宁精辟地阐明了党内舆论监督和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思想，并积极实践，热情支持党报在维护党的行动一致基础上对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批评。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声明：“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同一天，列宁签署出版法令，这个法令指出：“一旦新制度确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而将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并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以后，他曾多次提出党政机关报应当“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同时列宁积极为人民群众利用报刊进行舆论监督创造条件，支持人民群众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并以法令条文的形式保障人民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不致因行政干预而受到挫折。1918年列宁主持通过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刊工作的决议还明确规定：“揭露、批评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是党和苏维埃报刊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列宁进一步主张，不论是对党的理论、党的路线或者是发现党在实践方面有错误而展开讨论和批评，只要不是瞒着党组织交给在某种“纲领”的基础上形成的小集团去讨论和批评，而且在党的报刊和党的组织之内进行必要的有益的讨论，党不但不应予以制止，而且应提供保证，创造各种方便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发表文章，出版专集。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始终主张舆论监督权的存在，并且认为少数人有权捍卫和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论及党内行动一致和舆论监督时写道：舆论监督当然不应当破坏无产阶级的一致行动，“但是，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指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这不是行动一致的范围以内的事情。只有进行这样的讨论，通过决议和提出抗议，才能形成我党的真正舆论。”
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报刊活动家卢森堡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实行最充分的民主，不发动群众通过报刊等渠道对领导层实行舆论监督，那么，政权将会得而复失，资产阶级定然卷土重来。”她最警惕、最害怕的，是批评社会公仆的自由遭到压制，她一再呼吁：必须保证公众的监督，保证出版自由。她明确指出，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国家机关向官僚制蜕化的唯一保证，唯一可行的途径。她在《论俄国革命》中描绘的这一压制民主所出现的社会图景，并非耸人听闻。她描绘的这一图景成了斯大林在苏联执行肃反扩大化后出现的万马齐喑的情况的预言。
列宁倡导并支持党报批评党的领导机构
在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