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6-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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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不起。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疮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他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疮疤，这个疮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
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无法自由言说的时代，一个档案不公开的时代，信息不完全，只凭着透露出来的部分档案或者传言，就互相揭底，根本无法有充分的讨论和对真相的追究，最后只能是当年的受害者或者家人互相火并，在个人道德上纠缠，从而忽略了对体制和运动本身的批判。
（责任编辑 萧徐）
无须掩饰的败笔·肖 获
素所景仰的文化老人黄苗子、冯亦代等先生，经章怡和《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李辉《写好一个‘人’字》等文章对其当年在运动中卧底告密等往事的梳理和曝光，令人愕然、痛惜、责备……比见到一个坏人做坏事，还要百感交集。众说纷纭中有一种看法是：“那段历史就像一部绞肉机，有多少人能问心无愧？”似乎是善恶难分、一团乱麻。好在那段历史，银发一族很多人都“欣逢其盛”，个中款曲并非“不知有汉，遑论魏晋”。那么，难道当时就只剩下“告密自救”这一条路了吗？
1968年夏文革高潮时，我因在五七年鸣放中由于发言“监督执政者是报纸天职”，被定为“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已被流放十年，忽有两位彪形大汉从市里去劳改农场，拍着桌子要我提供当年曾在《天津青年报》主持整我的王仁（当时天津团市委副书记）和谢国祥（当时报社一把手）两人的罪行。在长达一小时的“提审”中，来客高声定调：“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对那两个‘王八蛋’要彻底揭发！”忽而娓娓诱导、忽而怒目逼供，几近施以老拳，但我始终不置一词。做人是要有底线的。捕风捉影、陷入不义素为我所痛恨，我怎能又胡编八造、施之于人呢？对此我甘居“沉默的大多数”。那二位斗士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在这方面胜我者多多。黑云压城如文革，在通过决议要开除刘少奇的会议上，就有陈少敏伏案装睡硬是不举手，宁可为此付出重大牺牲。无限“扩大化”如反右，《人民日报》女记者刘衡对右帽横飞抱不平仗义执言，宁可为此陷入深渊，直至被威胁要活埋她，她高昂头颅。至于张志新、林昭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绝不把自己的生存植根于他人的血泊中，更为众所周知。以我曾和数百名老右昼夜同处大熔炉20余年所体会，处于当时左的高压下，可有仗义执言、沉默不语、出卖他人三条路，绝非仅剩下一条加害他人又自我作践的独木桥。
黄苗子等几位明慧胜我万倍的文化名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在运动中竟然选择以出卖他人来减轻自己处境的路子，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败笔。这几位老先生文学成就斐然，我给以足够的尊重。但，如果像有人所说的，对其不义之举应以“大智慧、大慈悲”予以理解，那就太矫情了吧？邵燕祥先生曾以《人生败笔》为名出书袒露当年被打成右派时期的“自我检查”，真实地展现出在权力打压下痛苦挣扎的灵魂，以警后世，这是一种勇敢与豁达。败笔就是败笔，没有什么可掩饰、可冲淡的。邵燕祥的自我袒露，与那种卧底告密之举，或可均称“败笔”，其品格则有天壤之别。
但，黄苗子等人的败笔，透视其背后纵深，仅仅是其个人的品格问题吗？那几位学富五车且素来正派的文化老人，个人难辞其咎，但也足以见证当年的斗斗斗那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其压榨和扭曲心灵的力度是何等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在加害他人之后就安之若素了吗？未必。1979年我在被改正回报社之后，听到一个令我震撼的故事。22年前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之际，《天津青年报》一个开始沉默、后来被“动员”发言对我开火的人，后来竟抑郁而死。去世前他把心事哽咽诉诸一位自己信任的人：“解放前我在南开中学初中读书时，亲眼看到地下党员、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肖荻，在反蒋学运中很积极很活跃，那时我就崇拜他。反右时报社一把手非叫我对他进行揭批。白天我勉强发了言，夜里我蒙着被子痛哭不已，我对不起良心！”他还说：“自那以后我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后来我被调出到一个中学工作，才知道那位一把手在我档案里照样给我签署了恶评……”，歉疚、自责、失落，使他患上忧郁症，常年辗转反侧彻夜失眠，终于英年早逝。听他倾述的老同事胡世先同志一五一十告知我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好人，竞落这么个结果。这就是当年“运动文化”的真滋味，它使人心灵异化、行为变形，留下难以泯灭的自责和创伤，直至弥留都不能解脱。显然，其愧疚、无奈和沉痛，一似三年灾害中河南信阳饿极了的妈妈煮食孩子的尸体，是不会有咀嚼的愉快的。这不是当时一个零星个案，而是一代人漫长的心路历程，冯亦代到92岁时终于在《悔余日录》里以极大勇气吐出了梦魂缭绕几十年的心中块垒，杜高在李辉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时，他流着泪看完当年那些互相揭发、揭秘的材料，断然同意出版问世。如鲠在喉，一吐为快。我想象，明智如黄苗子到阴间见了聂绀弩，怕也是伏地请罪吧？有什么比心债更让人难受的呢？中国文人向来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圭臬，以耿介、狂狷、高洁为追求。屈原的孤高、介之推的冷峻、比干的决绝、董宣的强项、董狐的史笔、鲁迅的犀利……戏曲《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舍子舍命、《秦香莲》里韩琦的仗义自裁……正是这些代代相传、义薄云天的精神，构成了在举世所有文化中最具延续性的中华文化，并深深渗入中国人的脊梁骨。无论是五千年来的义薄云天、筚路蓝缕，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绝地反击、誓死拼搏，靠的就是这些民族精神。当年一次次左的高压，其破坏性固然表现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尤为阴鸷的是各种“横扫”、“砸碎”、“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彻底摧毁了道义和崇高。一个文人从心地高洁、志在千里一变而为无棱角、无骨气和良知泯灭，其窝囊和苦涩不亚于肉体的自杀。而“缺乏道德血液”这一远比GDP多寡还要致命的民族大患，也就在那时“打成”了！
1999年人民日报社老干局组织云南游，在丽江途中王若水先生曾和我谈到异化的问题，他说：“眼下一些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但他由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凌驾于群众之上，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这不就是异化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些人疯狂迫害他人，实际变成了狼，而领袖则被神化。这三种情况都是人性的异化：异化成鬼、异化成兽、异化成神。我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要提倡人道主义，反对兽道主义和神道主义。”醍醐灌顶！其实，如今某些官员的“异化为人民的老爷”及其种种无行，与文革中在疯狂打压下把人性异化为鬼、兽、神，全然是一脉相通的。当年运动中那些道义的积欠、是非的混淆和决策者、执行者、操作者上下交错的各种缺乏梳理和清理的道义“沉淀物”，并不会自动消灭得无影无踪。它会不断地发酵，并不断衍生出种种潜规则、腐败链等诸多新变种，猖獗地迫使社会付出天文数字般的代价。是的，由于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仍不乏见义勇为、愤世嫉俗、可歌可泣的英雄。但，道义不彰的旧溃疡与钱权交易的新病毒合流，形形色色人欲横流、道德沦落的泛滥，如今已达到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程度。陈良宇官至政治局委员还去搞腐败，程维高权至省委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