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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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员默不作声；显然心中并不怎么服气。

　　〃我说它是同一牌子中最好的；对不对　〃店员点点头。

　　〃我说它体积小；适合一般家庭用；对不对　〃店员又点点头。

　　〃既然我没有欺骗客人；又能把东西卖出去；你认为关键在什么地方　〃

　　〃说话的技巧。〃

　　彭奈摇摇头；说：〃你只说对一半；主要是我摸清了他的心理；他一进门就是要最好的；对不这表示他优越感很强；可是一听价钱太贵；他不肯承认他舍不得买；自然会把不是推到我们做生意的头上；这是一般顾客的通病。假如你想做成这笔生意；一定要变换一种方式；在不损伤他优越感的情形下；使他买一种比较便宜的货。〃

　　店员听得心服口服。

　　彭奈在80岁自述中；幽默地说：〃在别人认为我根本不会做生意的情形下；我的生意由每年几万元的营业额增加到10亿元；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吧　〃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32


　　　

语言的演变
宋子牛

　　冯巩有段相声说，过去叫出租车，现在叫“的”；过去叫汗衫，现在叫“Ｔ”；过去叫情人，现在叫“蜜”之类，亦庄亦谐，意蕴顿增，传神有趣而耐人寻味，很佩服他独到的观察力和表现力。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一事物因世异时移，今非昔比，表述时则变了说法。其实只要留意，“过去式”嬗变为“现在式”的现象，生活中并不少见，只是高下有别、巧拙不同而已。

　　“毫末技艺、顶上功夫”的理发店，过去叫了几十年，现在改叫“美发厅”了。一个“美”字，多了几分诗意，透着别样韵味，与仅仅“理”个发，大不一样。有的店名更“出奇出新”，叫什么“大发师”，亮手艺的师傅看来道行不浅；有的则高挂“高级发院”的招牌，自得中暗藏狡黠，真是匪夷所思；还有的居然叫什么　“发租界”，拿民耻辱、历史伤疤当有趣，实在拙劣得可以。

　　两情相悦，心心相印，才能以身相许，牵手步入婚姻的圣殿。“处女红”的炫示，“初夜权”的荒谬，自然不消说，但过去普遍认同的说法，叫“把你的第一次留给你的丈夫”，这是忠贞女性对爱情的自觉坚守。而今说法变了，叫“把你的第一胎留给你的丈夫”，一字之差，圣洁全无。而“第一胎”，有时也是奢望，未闻坊间谑语“只有娘是真的，连爹都可能是假的”乎？

　　上世纪５０年代廉政肃贪，为人乐道的典型案例是杀了原天津地委领导刘青山、张子善，其犯罪金额分别为旧币１．２亿圆、１．４亿圆，即现在的１．２万元、１．４万元（旧币１万圆等于现在１元）。举国为之震惊，官员悚然，贪风不兴，百姓称善。这叫杀鸡给猴看。现在贪腐大案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甚至有三任交通厅长、三任法院院长前“腐”后继的怪现象。这叫杀鸡猴不看。何以如此？是猴有了保护伞，去花果山极乐世界优哉游哉了，还是打苍蝇不打老虎，该对“猴们”　开杀戒了？

　　时下各类选秀造星活动层出不穷，撩拨得渴望一夜成名、红遍天下的少男少女躁动不安。比赛的称谓也变了，过去叫初赛，现在叫“海选”了。看那人头攒动、热火朝天的场面，真能“秀”出的少之又少，可不是大海捞针嘛，叫“海选”，倒也蛮形象的；最后的比拼过去叫“决赛”，现在叫“ｐＫ”了，如“ｐＫ大战即将开始”、“张三ｐＫ李四”之类。标榜面向平民的节目，却“ｐＫ”得受众如坠云雾山中。

　　而各路明星及“超女”“超男”的追捧者，过去叫“追星族”，现在叫“粉丝”；过去的“铁杆追星族”，现在叫“骨灰级粉丝”。一次作家刘心武签名售书时，就有人打出“刘心武骨灰级粉丝”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时下流行把“顶级”的叫“骨灰级”，什么骨灰级性感、骨灰级教练、骨灰级产品、骨灰级绅士、骨灰级发烧友等。

　　有位朋友丧偶，尽管有学历，单位好收入高，又无子女，条件按说不错，可再找对象依然碰了钉子。邻居为他介绍了一个公司白领，不料，该女士听其有过婚史，马上给了他一个“爱称”：被消费过的男人，免谈！差点没把他气死。对上了点年纪的男性，过去叫中老年人，已显些许“颓势”，现在则叫过期男人，名头更不入耳。过去的风光人物，也难入时尚者的法眼，叫过气人物。

　　今昔叫法大异其趣的，还可列出一长串：过去叫商场，现在叫购物中心；过去叫旧货，现在叫二手货；过去叫点子，现在叫创意：过去叫减价，现在叫甩卖；过去叫跑龙套，现在叫友情客串；过去叫关系密切，现在叫零距离接触；过去叫瘦弱，现在叫骨感；过去叫半老徐娘，现在叫资深美人；过去叫减肥，现在叫瘦身；过去叫很痛快，现在叫爽歪歪……

　　语言的嬗变，所折射出的纷繁世象，所揭示的世道人心，所表达的某种理念，该如何评判？是与时俱进，还是世象反讽？是用语失范，还是鲜活幽默？是值得欣喜，还是发人深思？

　　这似乎是个问题。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33


　　　

有梦想的人才能举起奥斯卡
李安

　　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举了一个数字：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间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十年间和我的话不超过100句！

　　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6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这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交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这样的奔波毕竟还有希望，最怕的是拿着一个剧本，别人说可以，然后这里改、那里改，改完了等投资人的意见，意见出来了再改，再等待，可最终还是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引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她就在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从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生活费）回家”。

　　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看了半天，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淹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直射进的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袋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筒。

　　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的梦想。”

　　不管这个曾经的梦有多遥远，如今它毕竟部分地实现了。1991年4月，我的第一部正式电影《推手》电台湾中央电影公司投资，在纽约库德玛西恩公司制片开拍时，有人拿了一个木盒子给我，说：“导演，我坐这儿。”没有人注意到，当时我快飘起来了，第一次有人正式称我为“导演”。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有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55


　　　

隐士的前尘往事
「德」马可　编译：李一然

　　在黄色的壶口瀑布前，我和那位奇特的老人继续攀谈。

　　“每当深夜，我想起浦东新建时的情景，就会想起那位国王（黄帝），想起他的教诲。我越发感到了人生的虚无。有时候我想，那些残疾人显然与这个快节奏、充满铜臭味的社会格格不入，可是，在北京商业街如潮涌的人流中，要找出一个比瞎子阿炳更能领悟生命本质的人肯定不容易。”

　　老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指着远处寸草不生的黄土坡说：“你看，这片广袤的土地看似荒芜，却维系着一条千百年来养育人们的文明河。在这里天人合一，自然与人和谐与共。只可惜，没多少人明白这分和谐的珍贵。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能从电视、收音机和访客的嘴中听到外界的评价——大多是有关本地落后的评价，他们并知道自己其实拥有着巨大的财富。也难怪，他们每天都要为糊口而辛劳，没时间深入思考。当社会总是对他们表面的生活状况夸张宣传时，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只能定格在表面，看不到生活的实质。”

　　老人在说话时引经据典，就像一位德国教授流利地使用拉丁语或古德语一样。他还能将晦涩难懂的古汉语翻译成简洁明了的现代汉语，看我听不懂时，立刻用德语解释一番。我知道，在我面前站着一位真正的隐士一位怀揣着中国传统文化而逃离现实的人。

　　他继续说到：“我也曾是个热血青年，坚信工作不仅能为自己带来财富，更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发誓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建筑师。我那时日夜奔忙，不屑于步西方人后尘，一心要开创中国独特的风格。我是中国第一批所谓的白领，在上海每天工作60个小时…为了祖国繁荣，更为了自己的腰包。上世纪80年代，我每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微薄收入。上海发展起来后，我每个月可以挣到几千快钱，这在当时几乎无人可及。

　　“工作中我总像在匆忙赶路，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工作日程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渐渐迷失了自我。医生说我患有高血压、心律不齐和胆结石。有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抛弃一切，甚至离开我太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