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4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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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最让人感慨、最让人无奈、最让人悲哀的时间！
　　
　　　时间不可预测、从无草稿、难以回放、无法修改、不能重来、永世难逢，全是一次性的。这一年永远不是那一年，这一月永远见不着下一月，这一周永远是唯一，这一天永远是最后一天，这一早晨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有这一个早晨，就连这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凝聚着某种永恒。
　　
　　　我弯腰捡起一片躺在地上静静睡着的树叶，轻轻捧在手上仔细端详，仿佛手里捏着一段遥远的岁月，不，那是一段稍纵即逝的时间。
　　


　　　



　　　　　　　　　　　

冤家路窄

◎＇美＇T？A？赫彭海默　○朱卫国　向小丽　译

　　赫鲁晓夫呆呆地望着眼前这枚R－7火箭；就像一个“闯进大商场的老农民”。他小心翼翼地触摸并轻轻敲击外壳，想弄清楚这个外号“老七”的家伙是否牢固。
　　“我们什么都做了，就差没去舔它，尝尝它是什么味道。”这位苏联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回忆第一次看到火箭时的情景，“好像一群绵羊第一次看见了一扇新大门”。他难以相信这样一根雪茄形状的粗管子，能够飞入浩瀚无边的太空。
　　1957年秋天，R－7火箭携带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真正到来。
　　尽管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轻描淡写地表示，苏联不过是把“一只小球送上天”，“并没有引起我的忧虑和恐惧”。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太空竞赛就此展开。
　　得知科罗廖夫的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时，布劳恩正兴致勃勃地参加鸡尾酒会。如同一个坐冷板凳的足球运动员，他瞬间爆发了情绪：“我们能在60天发射一颗卫星！请给我们开绿灯，我们只需要60天。”
但事与愿违，布劳恩研制的“先锋号”发射失败。与此同时，苏联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再度升空。
　　在联合国的一个社交场合，苏联代表揶揄地问美国对手，是否愿意接受外国的援助，莫斯科有向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计划。
　　在这种明争暗斗之下，科罗廖夫和布劳恩的日子都不好过。他们深知这场科学角逐背后的政治分量，且各自还拖着一条政治阴影的尾巴：一个在“肃反”运动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个曾是希特勒班底的导弹武器专家。
　　1944年，当盟军日益逼近柏林时，美国和苏联的先头部队都负有一个暗中使命，即不惜一切代价搜罗纳粹科学家，冯？布劳恩成了头号追捕目标。得知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后不久，布劳恩害怕遭盖世太保灭口，带着他的火箭班子集体投奔了美军。
　　与此同时，苏军俘获了一批德国火箭专家和相关资料，并把“杰出飞机设计师”科罗廖夫调回研究室。当时，这位政治犯正在等待死亡。他得了坏血病，并屡遭毒打。
　　布劳恩直到1958年才扳回一局。这年年初，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他随即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两个月过后，“先驱者1号”卫星成功升空。由于每小时慢了800公里而未能到达月球，但这已经是当时最快的速度了。
　　这回轮到科罗廖夫失意了。他叮嘱手下赶走睡意，喝杯浓茶，继续工作。“别为美国火箭飞向月球而担心，”他断言道，“我们将比美国早几个小时到达月球。”可惜苏联的实验也失败了。
　　赫彭海默评价说：“在此短暂的时刻，登月竞赛是真正的竞赛，两国的火箭就像国际汽车大奖赛的一级方程式赛车。”他把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看作这场比赛的高潮。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他那句不朽的登月感言——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是对人类来说这是一次飞跃——与这次登月共同被载入人类史册。
　　遗憾的是科罗廖夫并没能亲眼目睹这一盛况。早在3年前，他在一次例行手术中不幸身亡。布劳恩后来居上，迈向自己事业的顶峰，直至1977年去世。
　　或许他俩都未曾想过，数十年后，美俄两个曾经的冤家会开始寻求合作。1992年，布什和叶利钦签署了合约，恢复并扩充了空间合作协议。作为美国太空协会的副研究员，赫彭海默乐观地展望，21世纪的航空航天事业将成为和平时代的希望。
　　（王永生摘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倒计时——航天器的历史》一书）



　　　



　　　　　　　　　　　

名人轶事

◎傅国涌

　　
　　成为永远的笑柄
　　1923年手握兵权的曹锟做够了军阀，想到新华门的宝座上坐坐。他以重金收买议员，送给每人5000银圆的支票一张（有个别是1万元的支票）。10月5日，曹锟花费了400万元巨款，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那五百多个接受贿赂、投了选票的国会议员从此成为永远的笑柄。
　　
　　　曹锟贿选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他就贿选过副总统，不过那次他出价太低，只是要给每个议员送500银圆，而且不是现付，是许诺，不足以让那些善于计算的议员动心，所以他的副总统没有当成。或许接受了那次教训，5年后，他才会出手如此阔绰。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议员都甘愿做“猪仔”，其中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一个众议院议员叫邵瑞彭，他在收到5000银圆的贿选支票后，拍照寄往北京、上海各地的报纸发表，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为了躲避追杀，他转道天津、香港，到了上海，时在10月14日，恰好柳亚子、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的“新南社”举行第一次会议，他以旧南社社友身份赴会，受到热烈欢迎。几天后，他返回故乡淳安，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他，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们高举的横幅上写着“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这大概是淳安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另一位断然拒贿、拂衣南下、视支票如粪土的议员是浙江乐清的洪叔翰，他的举动同样令故乡百姓引以为荣。
　　
　　　徐悲鸿的“一意孤行”
　　
　　　世人皆知徐悲鸿家挂着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还有一句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192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他拒绝参加。1935年，左翼剧作家田汉被捕入狱，他四处奔走，和宗白华一起将田汉保释出来。大约也是1935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留学法国时期同为“天狗会”朋友的张道藩已经位居要职，通过张出面，请他给蒋介石画像，他竟一口拒绝了，说自己对蒋不感兴趣。
　　
　　　他有一幅国画《灵鹫》，笔力雄健，意境深远。1943年在重庆展出时，受到瞩目，一位美国将军甚至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军即将回国，蒋介石要送礼物，此人说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徐悲鸿那幅《灵鹫》。国民党官员出面请他开价，要买下这幅画，被他拒绝，他们一次次前来，并表示无论出多高价钱都可以接受，他就是不肯。
　　
1945年2月22日，徐悲鸿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蒋介石恼怒，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骂了一顿，张派人找到徐悲鸿，要他登报声明自己没有参加签名。当时在国民党压力下，有人确实就登了这样的声明，面对“很不利”、“你的一切都保不住”的威胁，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我决不会收回我的签名”。
（云舒摘自珠海出版社出版摘自《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周欣宇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地演绎。
　　
　　　他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当钱德拉塞卡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后，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它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
　　
　　　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
　　
　　　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寒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六十多岁，钱德拉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寒卡的一生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成果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