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4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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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老师在的时候，我们的成绩最高的是80分，最低的是3。5分；李老师来了，我们都有99分的，多一半都是上了80分的。”
就是这样一个勤勤恳恳、正直善良的老师却迟迟不能转正。我们一直在宣传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李小棚却在两年中连区区的100元工资都无法拿到，那么多钱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我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新星》中曾写过一位乡村教师。那天，县委书记李向南去公社视察，看到年轻的女教师正在昏暗漏雨的窑洞中为孩子们上课。他在内疚与感动中走到讲台前对孩子们讲了如下几句话：“第一，你们不怕刮风，不怕下雨，学习很努力，你们都是好孩子。第二，你们会有一个很大很亮的好教室。第三，你们长大以后，不要忘记，你们现在有个最好最好的老师。”
二十多年过去，有些山区孩子的境遇并未见多大改善，很大很亮的教室仍然是一种想象。而农民因培养大学生再度返贫的事情却屡见报端。我有一位当教授的朋友，出身贫寒，1960年以全县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享受着最高助学金直到完成学业。他早已经成了城里人，他的孩子也已完成大学学业并出国留学。他曾多次对我感慨，以当下的教育现状，他的父母当年不可能供他读书，他和他的子女只能永远生活在乡下。
（舒晴摘自《今晚报》2007年9月2日）
天使的目光
●老玉米
我不喜欢医院。每当我穿过走廊，嗅着医院的味道，我就感到苦闷。那不仅仅是福尔马林的气息，那里面弥漫着寂寞、痛苦、绝望。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是这里的护士。
我在肾内科上班。一次长假之后，我再次走入医院，正要进值班室，忽然看到一个小女孩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手里似乎抓着什么东西。我快步追了上去，一把按住她。她非常瘦，蓝色衣服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肩膀上，裤角沾着泥点。看样子只有八九岁。
她手里抓着一只空的点滴瓶。我迅速夺过来，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她的嘴角抽搐一下，忍不住吸了口凉气，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捡垃圾别到医院来，这里有传染病，听到没”我斥责她。她抽泣着说：“阿姨，我不是捡垃圾的，我妈妈在医院看病。”
原来是新住院的病人家属。我不再理会她，起身进了值班室。小女孩呆呆地站在走廊里，透过玻璃门望着我。过了一会儿，她贴着门框，低声说：“阿姨，我叫小梅。”我随意点点头。她又走近几步，怯怯地说：“我妈妈住在402病房，她很疼，可我爸爸不要我们了，我陪妈妈治病。”
我忽然有些不安了，不由得多打量她几眼。她干脆走进值班室，倚在桌边，脸上还挂着泪珠，却用力笑了笑，说：“阿姨，你的眼睫毛真长。妈妈说，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都是天使。”我的心颤了一下，为她真诚的语调、为她的目光。我勉强笑一笑，问：“你怎么不上学”
“等妈妈病好了，我就去上学。”小梅也高兴起来，“我家隔壁的丽丽比我小一岁，都上二年级了。”她很快又低下头，眼睛里充满同龄孩子没有的苦难和沉重。我拉过她的胳膊，往她手背上涂药水。她使劲儿地抽鼻子，我以为她很疼，便放慢了动作。“阿姨，我不疼。”小梅懂得了我的意思，笑着说。
我摸摸她的脑袋说：“回去吧，妈妈该担心了。”她却不走，迟疑地，盯着桌上的空点滴瓶，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说：“阿姨，这个能给我吗我想用它卖钱。妈妈治病要好多好多钱，我已经攒了15块钱了。”“瓶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不卫生，都是别人用过的。”我耐心地劝她。她点点头，最后看一眼瓶子，出去了。
后来我断断续续从同事那里得知，小梅的妈妈下岗以后做了钟点工。却患了尿毒症，小梅的爸爸突然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我很清楚，小梅妈妈的生命，只能依靠几天一次的血液透析维持，而肾移植需要十几万元手术费，她们勉强凑了一些，还有七八万的缺口无法补齐。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能看到小梅，她总是贴墙站着，小心翼翼地看着每个人。我知道她怕什么，她怕妈妈被赶出医院。
她把我当成救命稻草，尽一切努力讨好我，如果我脸上稍稍流露出厌烦。她就像做了错事，变得惶恐不安。有时我想，为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也许我应该装得快乐一些。
小梅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妈妈床边，握着妈妈的手，小声跟妈妈说话。在妈妈面前，她很少流露忧愁的神情，她努力在笑，在适应生活。
她们母女每天只能吃馒头和咸菜。一天中午，小梅随口说道：“妈，我刚才看到隔壁房子里那个人吃香肠呢。”妈妈干瘪的嘴唇哆嗦着，很快转过脸，望着窗外，用手掌在脸上飞快地抹了一下。小梅立刻站起身，说：“妈，我以后不偷看别人吃饭了，你别难过。”
我正从外面进来，看到这一幕，眼里忽然涌上一团水雾。小梅见到我，高兴地跑过来，大声说：“阿姨，我想借你的圆珠笔用一下。”我颤声说：“好啊，小梅要学习了。”小梅的妈妈转脸看看我，苦涩地笑了。那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却显得异常苍老憔悴，看样子随时都会崩溃，但她坚持着，为了她的女儿。
小梅拿了圆珠笔跑回病房，拉过妈妈的手腕，先画了一个蓝色的圆，又画了些标记，然后兴奋地抬起妈妈的胳膊，对我说：“阿姨，这是我给妈妈买的手表！”妈妈的手无力地耷拉着，像一根枯萎的树枝。
那天我很伤感，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但是，这种伤感是有收获的，它让我同时感受到温暖的力量，那个被苦难缠绕的小女孩，身上就充满了这种力量。
再去上班时，我渐渐有了一种期待，要看到小梅和她的妈妈，看她们面对无望生活时坚强的微笑。我也要学着跟她们一起笑，她们成了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她们的命运仿佛就是我的命运。
患了尿毒症的病人，体内的毒素达到一定量而排不出去时，会非常痛苦，一旦经过血液透析，看上去就和健康人没多少区别。所以每次透析之后，小梅都以为妈妈好了，妈妈也要做出幸福的样子给她看。
但是，小梅终于明白了，这只是一场接一场的梦。梦醒之后，妈妈就会躺在床上，像要死掉一样。她无能为力，只能用自己幼小的心灵承受这一切，并珍惜每场梦。
北方的冬天越来越冷，刚过12月，寒流就侵袭了这座城市。
小梅经常溜到医院外面，我猜她又去捡垃圾了。一天傍晚，快下班的时候，她悄悄回来，我拦住她。“为什么躲着我”我问。她低下头，双手背到后面，瑟瑟发抖。我蹲下来，摸摸她的脸：“听阿姨的话，别捡垃圾了，挣不了多少钱。”她仍在颤抖，单薄的衣服像一片树叶：“阿姨，求你别告诉我妈妈。每次妈妈问我去哪里，我都说在你这里玩。”
我说：“你学会骗妈妈了。”她惊恐地瞪大眼睛：“我没有……”她被吓哭了。“好。我不告诉妈妈。”我抹去她脸上的泪，她的泪那么凉，却灼伤了我的指尖。我把她带进值班室。“小梅，听阿姨的话，医院有暖气，你就在医院陪着妈妈。”我用热毛巾焐住她的手，“如果你在外面冻病了，谁照顾妈妈啊！”
她抬起脸，泪眼矇眬中，努力绽出一个笑容：“阿姨，我听你的。”她坐在桌子上，快活地晃着双腿。我的视线移向她的脚，她忽然有些不安，急忙从桌上跳下来，往外跑去。我一把拉住她，她挣扎着，想摆脱我。我用力抬起她的脚，震惊了——她没穿袜子，青白色的脚腕上竟没有一丝热量，像冻僵的树皮。一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一阵呜咽。小梅低声说：“阿姨，我不冷。”她把鞋脱下来，脚上缠了好几层卫生纸，冻疮已经溃烂，脓血从纸里渗出来。
我抱住她，哭声再也止不住了。她安慰我：“阿姨，我有袜子，要等到最冷的时候再穿。”那一刻，我的泪水打湿了她的头发。
小梅妈妈的神情越来越绝望，她不想在医院空耗了。每次透析都要花钱，肾移植却遥遥无期。我经常看见她搂着小梅，双眼空洞，泪水还没流出来便已蒸发。
小梅却异常坚定。那天我去402病房，刚到门口，听到她对妈妈说：“妈，就把我的肾给你吧，虽然我的肾很小，可是到你身上以后，会慢慢长大的。”
我用力把脸转向一边，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我跑到花园里，在萧瑟的北风中哭了很久。小梅的声音始终回荡在我耳边，是的，即使她已经意识到，妈妈的生命即将陷人无望的绝境，她也会用坚定的信念支撑每一分钟，她要妈妈面露微笑，哪怕只是一瞬，也要化为永恒的回忆。
圣诞节前夕，小梅的妈妈去世了。我走进病房时，小梅还抱着妈妈的胳膊，她很安静。然后，突然地，她转过脸望着我：“阿姨，你是天使，你告诉我，妈妈去哪里了”我拼命控制着自己的泪水。绽开一个微弱的笑容，就像小梅的妈妈临终前那样，抚了抚小梅的面颊：“你妈妈在天堂。”
小梅的执著和坚强，感动了医院里的每个医生和护士，我们决定支持小梅上学。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加入了这次行动。如果一个平凡人能够改变别人的命运，那是非常崇高的。至少，她让我有了信仰。
直到现在，每当我遇到困境情绪低落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小梅那双大眼睛，那么清澈明亮，在绝境面前依然那么执著、坚定，那是天使的目光。
（李云摘自《大众阅读报》2007年1月19日）
生死抉择
●赵 涛
“我撞鸟了，我要调整跳伞。”“迫降行的话。我把起落架收起来。”“我把起落架收起来，迫降！”
16秒内的这三句话，是兰州空军某部飞行员李剑英留给世间的最后声音。从请示跳伞到壮烈牺牲，短短16秒成了李剑英最悲壮的生命航程。训练途中突遇鸽群，机鸟相撞，发动机熄火，情况万分危急：是选择跳伞，任飞机冲向人口稠密的村庄，还是冒着生命危险驾机迫降为了数千群众的平安。李剑英毅然选择了后者。他仅存的一点遗骸还保持着最后一刻操纵拉杆的驾机动作。
在价值追求多元化、炒作横行的当下，公众对主流价值的怀疑与不信任，使感动越来越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人们甚至会对镜头之下的模范、英雄有一种自然的警惕和本能的质疑。但李剑英的这三句飞行员和塔台的最后通话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危难关头的抉择，来自忠诚，来自无私，来自英雄的勇气。当时机上有800多升航油、100多枚航弹，一旦失控坠落，无异于给周围密集的村庄和几千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