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1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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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祝贺自己孤独状态的结束，断然减少了她的录音和演出次数。1958年，她在世界上6个城市曾演出过7部歌剧，共计28场；1960年，她只演了两部歌剧，共计7场；1961年一场歌剧也没演，只举行了几场音乐会，录了几张唱片；1964年，她重返舞台作午演出。与此同时，她觉察到奥纳西斯也开始慢慢远离她了，同他建立家庭生活的梦想逐渐成了泡影。

　　她的亲密朋友以及成千上万的音乐爱好者都认为，是奥纳西斯毁了她的一生，这个男人毁了她的声音、她的艺术和她的事业。但如果我们客观地看，也许会发现，不是她成了他的牺牲品，而是卡拉斯的需要使他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奥纳西斯是第一个唤醒她蕴藏的生命力和沉睡的感情的人。卡拉斯的悲剧在于她认为只有他才是这些新发现的宝藏的源泉。

　　卡拉斯的嗓音变得越来越糟，一次演出中，高音降E没唱冷，这使她痛苦万分。“我走调了，我走调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呀？！”她连续唱了五个降E，面对艺术的失败，最后终于妥协了。她说：“我不能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我所要的只是同奥纳西斯在一起”，“做他的妻子、女人和情妇”。

　　在这段日子里，奥纳西斯的妻子蒂娜以丈夫与人通奸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并在报上发表了声明。奥纳西斯对此深感痛苦，这使卡拉斯感到了焦虑，她一心要离婚，而奥纳西斯却从未想到要同妻子分开，尽管他曾向梅内吉尼表示要同她结婚。他虽然几星期、几月不同蒂娜在一起，但无论在哪个国家，每天下午6点都要给她打电话。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既要情妇又要老婆的男人。他希望与蒂娜和解，卡拉斯只好退避到米兰，与她刚刚分居的丈夫度过了她的36岁生日。

　　卡拉斯想要实现她过普通女人生活的梦想，奥纳西斯是关键环节，但她却越来越担心会失去他了。她不愿同他分开，而他却满不在乎。她常常成为他自我辩白和恫吓战术的牺牲品。他开始以一种冷嘲热讽和盛气凌人的口吻说话，对她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淡漠。有时他会离她而去，一走好几天，连招呼都不打。卡拉斯渴望从他们的爱情中找到更实在的东西，那就是家庭和孩子，但关于结婚其实已化为乌有。卡拉斯对宴会、舞会和夜总会的兴趣日益减退，奥纳西斯好比一个糖果商，尽管规模庞大，可卡拉斯发现糖果终究不能满足以面包为生的人的愿望。

　　就是在这一年，奥纳西斯结识了杰奎琳·肯尼迪，他邀请她乘“克丽斯蒂娜”出海航行，而把卡拉斯留在了巴黎。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杰克·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奥纳西斯立即飞往华盛顿，出现在白宫里。奥纳西斯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往返穿梭开始了。

　　43岁那年，卡拉斯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渴望生活，想要孩子。奥纳西斯却不要。奥纳西斯警告她说，如果她不顾一切生下这个孩子，那就意味着他们关系的终结。卡拉斯陷入了疑虑、恐惧和混乱。最后，她决定为维护这日益淡漠的不真实关系而舍弃孩子，她堕了胎。在她渴望得到一种新的力量源泉和目标的时刻，这个被扼杀的孩子其实正是她本可得到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奥纳西斯决定同杰奎琳·肯尼迪结婚。他回到“克丽斯蒂娜”号，且让正在船上的卡拉斯回巴黎去，他说他有客人，她不能待在船上。9年来，卡拉斯一直是“克丽斯蒂娜”号上的客人，现在她却不能留在船上。她离开了“克丽斯蒂娜”号，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她在巴黎给朋友打电话，歇斯底里地大声喊叫。朋友陪她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旅馆搬到另一个旅馆。但她发现她哪儿也待不下去，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她无所事事，无家可归。时间和空间都失去了意义，她所能够辨别的只有痛苦。

　　1968年10月，奥纳西斯正式与杰奎琳结婚，卡拉斯掉进了绝望的深渊。她精神脆弱，情绪低落，只有安眠药和镇静剂才能使她平静下来。卡拉斯与奥纳西斯同居9年之后被无情抛弃，这一事件彻底摧垮了她的心灵和肉体，她的嗓子哑了，再也唱不出来了。

　　在后来的岁月里，她感到十分孤独，有时在半夜，她会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渴望听到一些温暖的语词，她开始把自己的片断想法录在磁带上，大多数时间是歌唱家卡拉斯在说话，有时候普通女人玛丽亚也会讲出几句迷人的话，可惜卡拉斯马上就会把话抢过去：“我愿意做普通女人玛丽亚，但歌唱家卡拉斯却要我维护她的尊严。我愿意认为她俩是一个整体，因为卡拉斯也一度是玛丽亚……或许，我们是不能把歌剧明星卡拉斯与普通女人玛丽亚分开的——她俩是一致的。”但她们实际上并不一致。玛丽亚在卡拉斯的压迫下感到喘不过气来。

　　1977年9月16日，玛丽亚·卡拉斯在巴黎乔治·瓦代尔大街36号逝世。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怅惘、沮丧、孑然一身。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44


　　　

另一种纪念的方式
●李一曼

　　英国的森林里有许多木头桌凳，是供游人休息和野餐用的。这些桌椅结实而简单，没有刷油漆。有一次我在森林里散步，看到一条长靠背椅，做得很精致，还刷了油漆，很郑重的样子。我仔细一看，椅背上刻有两个人的名字，还有他们出生和去世的日期：一个是1912—2000，另一个是1916—2003。我开始以为这一定是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但问了当地人才知道，这其实就是两个极为普通的人，他们在森林里生活了一辈子，人们希望记住他们，就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这张椅子上。一股温情升上我的心头，人们原来可以这样纪念一个他们喜欢的人。

　　英国的许多乡村旅馆坐落在森林、河流等风景区，美丽而幽静。到风景区游玩的人们，经常进去喝杯茶休息一下。我特别喜欢森林深处一个叫Lindors的乡村旅馆，它被绿树和鲜花围绕着，前面有大片的草坪，一条小溪欢快地沿着草坪流进森林。春天，草坪上有一棵开满粉色花朵的小树，小树被一圈篱笆小心地围护着。这是一个什么树？我蹲下来看木牌上的字：玛丽，1930—2002，她曾经喜欢Lindors。原来这棵小树是为了纪念一位叫玛丽的女士，她生前非常喜欢这里的美丽景色，经常沿着草坪、小溪到森林里散步，有时会坐在旅馆的露天酒吧里，晒着太阳喝下午茶，看着近处的草坪、小溪和远处的森林遐思。

　　2002年她去世后，她的家人就种了这棵小树纪念她。粉红色的花朵把绿色的草坪装扮得更加美丽，到这里来的人们都会像我一样被这棵小树吸引过来，于是更多的人知道了玛丽，这个喜欢美丽的女人。这是一种以美丽纪念美丽的方式。

　　教堂外面的墓地，是英国人纪念亲人的正式的地方，各种形态的充满艺术气息的石碑，寄托着人们深深的思念。有一次，我在一个教堂的墙角，看到一张面对墓地的长椅。谁会在墓地里休息？仔细一看，椅背上刻着一位先生的名字，生卒年：1916—1992。通过文字说明，我知道这位先生生前很喜欢这片田野，所以他不愿意躺在冰冷的地下，更愿意坐在这张椅子上，看着这片田野和他经常来的教堂。我在长椅上坐下，夕阳洒在身上暖洋洋的。面前的石碑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有的像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着：“安静些，她在这里休息。”更多的石碑是各种形式的十字架，其中一座别具风格：一个穿着长袍的年轻姑娘倚着十字架站立，她披散着一头卷发微低着头，一只手臂环抱着十字架搭在横架上，另一只垂下去的手里拿着一本书。这简直就是一件艺术石雕！每一座不同的石碑，就像石碑下躺着的每一个性格不同的人。这位坐在椅子上的先生，可能是最有个性的一位了。他的后人用这种方式纪念他，也是符合他的个性的。

　　我到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去参观，城堡顶上有一片宽阔的草坪，据说是当年贵族们打保龄球的地方。草坪一角有一长凳供游人休息，长凳上有一块闪闪发亮的铜牌，铜牌上有一匹马，旁边写着一个女孩的名字，并有出生和去世的年份：1980—2003。女孩只有23岁！她的生活一定与马有关。她喜欢骑马？她因为骑马而发生了事故？我心里微微有些痛，夭折的玫瑰让所有的人为她叹息。

　　英国人在生活中的原则是不打扰别人，在纪念亲人的同时，也给别人提供方便，既不占用公共空间，又协助增添了公共设施。这种纪念长椅　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因此随处可见。

　　有一天我散步累了，坐在村后的小溪旁，听着溪水叮叮咚咚地流淌，看着满山盛开的黄水仙，心里宁静得别无所求，只想永远坐在这里。当我起身回家的时候，发现我坐过椅子靠背上刻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和生命起始及结束的时间，又是一张纪念椅！回家后问先生，才知道这个男人是邻居莫尔两年前去世的丈夫。莫尔是个美丽而浪漫女人，难怪她把纪念椅安放在人间仙境般的小溪旁，她一定常常坐在那儿和另一个世界的丈夫约会。以后我经过那条小溪的时候，都会绕道而行，我怕打扰了莫尔。

　　纪念是为了不忘记。这些给人们提供休息的长椅，和给人们带来美丽的树木花朵，使活着的人生活得更美好，使死去的人可以含笑九泉。这就是纪念的意义。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8


　　　

廉价的愉悦
●吴淡如

　　拥有最廉价愉悦的人，也是最富有的人。——梭罗

　　这些年来，只要一有时间去“纯度假”，我一定会到巴厘岛去。

　　我喜欢巴厘岛的理由很多很多。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奢侈的享受，比如美食、各国顶尖设计师争相竞技的漂亮饭店，还有他们家家户户对种植植物的热爱，以及信仰天地万物皆神明的虔诚与谦卑。

　　最重要的是，他们真是个快乐的民族。

　　“看到他们真诚地咧开嘴，笑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我的烦恼也跟着蒸发了。”一位华裔的印尼导游朋友，从苏拉威西迁居到巴厘岛定居，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在这个四季皆热带的岛屿上，人们很容易快乐。好像只要微风一吹，小草就会跟着摆荡那么容易的快乐。

　　我也看过他们在准备亲人们的葬礼。虽然身穿黑衣，他们还是很快乐地在准备葬礼，似乎在说：“活够了，回去了，在熊熊火焰中成为无形天地的一部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贡献啊！”

　　他们要的不多，给得也爽快。随时可以看到在“发呆亭”（家家户户都有的茅草顶小凉亭）里吹着微风打吨、下棋，或在门口陪羽毛油亮的斗鸡晒太阳的男人，和巧妙地用沙笼在溪边或自家门前大水沟里洗澡的女人。

　　那里没有胖子，因为他们吃得少。有一回我看见一位女店员的桌上放着一块绿色的糕点，好奇地问她：“好吃吗？”她笑了笑，说那是她的午餐，随即把半个巴掌大的糕饼塞给我。我受宠若惊，她说没关系，她不一定要吃午餐。“才一百卢比（当时大概是八毛钱台币吧）而已！”她说。

　　我很少收到那么“贵重”的礼物——一个陌生人慷慨分享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