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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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马克斯·韦伯“根据机会和不可预料的后果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唯名论的观点”（第4页），柯林武德“对古典‘文本’中‘永久性问题’的否定”（第23页），也对昆廷·斯金纳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反对总体性的历史哲学和“大历史”，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这对于那些习惯了形形色色的“大历史”论调、把“张三世”“通三统”一类的话语方式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内读书人来说，不啻一剂良药。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28．80元
　　尽管革命霸权对革命成功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革命的未来来说，根本的问题是：是否因为霸权是革命的而就更合乎需要，特别是自从革命——如果是成功的话——把自己建立成新的秩序后。难道一个把革命霸权作为前提的革命不会导致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就在其霸权中重新演化出革命首先要推翻的那种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而相对于这种关系，唯一能保证的是革命者良好的愿望或他们要求科学地发现解放途径的呼声？这难道不是革命话语的核心？就是在这一点上，试图废除意识形态的革命自身成为了意识形态，因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掩盖了它与权力的关系。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价值在于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革命者中唯一始终提出这些问题的群体，他们坚持认为，革命不会通过与自己的动机相反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会经常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革命话语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为中国革命运动最终要采取的途径提供了某种批判性的视点，它们同样也使我们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和一般革命话语的最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第36～37页）
　　上面这段话，既道出了作者积十年之功撰写本书的原因，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反思上世纪中国的革命遗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作为曾在1905～1930年间盛极一时、并直接充当了五四运动“助产婆”角色的一大激进思潮，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命数固然早已终结，但其思想的命运，或许才刚刚开始。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张灏著，高力克、王跃译，毛小林校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2月版，21．00元
　　作者把马克斯·韦伯的下述断言奉为圭臬：“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寻找一种能扩展到无限的决疑术，以便赋予他的生活以一种普遍的意义，从而找出与其自我、人类和宇宙的统一性。正是知识分子把世界观念转变为意义问题。”（第10页）作者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四人在1890…1911年间的思想变迁为例证，说明“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一类的标签并不能概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理的意义问题。这几位深具代表性的人物其实都心怀拯救世界的普遍主义理想，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纳与回应，也是在根本上建基于这一立场，而非狭隘地为了“中华之崛起”。
　　
　　《非自由人的人身权利：国际法中的囚犯待遇》，（英）罗德雷著，毕小青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45．00元
　　本书所说的“囚犯”，并非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依照法律程序被拘押、被定罪的犯人；而是包括了任何经官方认可而失去了自由的人，其人身权利在世界各地都常常遭到来自官方授权或纵容的侵犯。为消除这一现象，联合国以及各区域性组织都（至少在纸面上）发展出了一整套保护非自由人人身权利的机制，作者曾任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他在本书中全面介绍了这些机制。事实上，“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的监禁或其他严重剥夺自由的行为”，即使背后有某一官方的授权、支持或默许，也无法逃脱联合国确定的“危害人类罪”的罪名。


域外书情
　　特约主持：沈宁
　　《暗中讲价》，英文原名为　Dark　Bargain：Slavery　and　Profits　at　thePhiladelphia　Convention　of　1787，作者：Lawrence　Goldstone，2005年10月20日由美国纽约沃尔科尔出版社（Walker　Publishing　any）出版，共240页，亚马逊网站（Amazon．）零售价24美元。
　　
　　美国可能有一万条错，但有一条好，那就是社会宽容不同声音，学界也勇于发出不同声音。最近美国出版一本学术新著，名叫《暗中讲价》（Dark　Bargain：Slavery　and　Profits　at　the　Philadelphia　Convention　of　1787），向美国大宪章提出新的挑战。
　　美国人的权威观念薄弱，所以美国很少有权威，更没有绝对权威。除非有法庭特别文件，美国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拒绝回答政府官员的任何问题，也可以不允许警察进家门。美国人几乎人人公开批评所有带长字的官僚，从县长，州长，议长，到国防部长和总统，媒体上天天口诛笔伐不断，然而美国人心目还是有一个权威，那就是美国大宪法。
　　美国大宪法确立于1787年，至今两百多年，只在美国独立初期有过几次修正，其后就再不允许改动。大宪法是美国的法中之法，用来建立和解释美国的一切法律，所以可以说是美国的最高权威。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人就特别重要，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之一，就是对大宪法做出解释，用来判断个案，以及更改下级法庭的裁判。这本新书告诉公众，当我们热心于选择那些解释大宪法的法官时，我们也需要更细心的研究一下这部大宪法本身。而且作者劳伦斯高德斯通（Lawrence　Goldstone）通过严密的分析研究，大胆提出异端，挑战开国元勋，似乎打算从根本上批判大宪法的合法性。
　　高德斯通指出，在讨论确立美国大宪法的费城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原始初稿，然后大家举手通过。这部新著列举了许多历史资料，用以说明，在那个著名的会上，各方各面，出于自己的利益提出许多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见，激烈争执，甚至争吵，最后以各方做出许多妥协，才终于算是通过。比如属于美国南部的南卡罗利那州的代表，就曾极力要求维护奴隶制度，因为那是该州甚至整个美国南部经济的基础。而来自美国北部的康乃狄克州的代表，则指责奴隶制度是一种巨大的罪恶。在这问题上，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如何表态，显得举足轻重。事实上，高德斯通确信，奴隶制度的去留，是美国大宪法讨论的中心问题。
　　怎样妥协而使大宪法获得通过，又怎样解释大宪法中的每一条文？五十五个头戴假发的美国开国元勋绞尽脑汁。高德斯通的结论是：美国大宪法是个多方妥协的产物，是个讨价还价的结果，因此缺乏确定性，特别是在奴隶制度的问题上相当虚弱，终于酿造了美国独立之后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战争：南北战争。
　　当年在确定美国大宪法的时候，那些保存着奴隶制度的南方各州代表，出于对立法的控制权，同意在选举的时候允许计算奴隶人口，仅此而已。北方各州代表对此大为恼火，认为这个提法本身就表示南方各州的奴隶根本不是人，而只是奴隶主的财产。因为只要是人，就有天然的选举权力，为什么还要谁允许他们去选举呢？
　　但是妥协之后，宪法条款竟然规定，在人口统计中，一个奴隶只算五分之三。在1783年的宪法条文中，确实就如此注明。南方各州同意把奴隶当作人，虽然是低一等的人，是为了取得税务上的便宜。一个奴隶只算五分之三个人，家有五百个奴隶，只交三百人的税，何乐不为。但即便如此，宪法确定之后，南部各州仍旧继续拒绝承认奴隶人口。
　　从宪法制定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但是现今美国法庭作业，对大宪法的解释，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那么弄清楚大宪法的条文本身，自然还不至于是老学究们打发时间的嗜好。
　　《暗中讲价》，明显地就是挑战美国的最高权威。且不说书里讲了多少道理，也不说此书读起来多么有趣味，仅作者做此项研究，写出这本著作的勇气就很值得我们尊敬。当今世界，允许普通学者挑战国家权威的地方，还是很有限的。
　　
　　《温存的酒吧》，英文原名为The　Tender　Bar，作者：J．R；Moehringer，2005年9月1日由美国哈波尔利昂出版社（Upefion　Publishing）出版，共384页，亚马逊网站（Amonzon．）零售价．15．57美元。
　　这本书的书名，已经很具诱惑力了。真的一读，更会被深深地感动。美国书评家断言，这是一本不可错失的巨著。
　　美国家庭中有大约一半夫妻离婚。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美国的孩子，在其青少年的某段时期，只有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可惜的是，那些离了婚的成年人，几乎很少会对自己和孩子提出一个问题：人际之间的联系，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对于为数一半的美国孩子来说，确认与他人的联系，可能具有巨大的挑战性。
　　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得主，洛杉矶时报的记者J．R．莫耶赫林格（Moehringer），最近出版了一本自传，名叫《温存的酒吧》，通过对自己年轻生活的记录，探索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莫耶赫林格的父亲，是纽约市著名的广播电台主持人，被千百听众尊称为“那个声音（The　Voice）”。但他在家里却是个恶徒。一次他又虐待妻子之后，莫耶赫林格的母亲再也不能忍受，就带了年幼的儿子，离开了丈夫，搬回长岛自己的娘家。莫耶赫林格的姥姥家非常富有，但是敏感的莫耶赫林格却总是感到十分孤独。
　　在莫耶赫林格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同父亲的联系都只是单方面的。他每天在广播电台里听父亲的声音，想象父亲的模样和神情。儿子从来没有真正听到父亲讲的一个字，父亲也从来没有真正对儿子讲过一个字。
　　虽然莫耶赫林格很敬佩苦干的母亲，但自己生命中缺乏父亲或者男性，却让他感到无穷的遗憾。于是他便找到另外的依托——他的舅舅。舅舅在当地著名的一个酒吧工作，从莫耶赫林格八岁开始，就每天带了他到酒吧去。于是酒吧的主人、厨师、调酒师，都成了莫耶赫林格亲密的叔叔，或者换句话说，成了他父亲的替身。在这些爱着他的男人们中间，莫耶赫林格长大了。
　　由于他母亲的鼓励，更由于酒吧里所有叔叔们的支持，莫耶赫林格争取到一笔奖学金，进了耶鲁大学，但大学四年间，莫耶赫林格始终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他无法适应耶鲁大学内的社会等级观念。只有在学校外，回到那个自己成长于中的酒吧，他才感觉到温暖和舒服。
　　好不容易，莫耶赫林格以最低成绩勉强从耶鲁毕业。他在《纽约时报》找到一份小差事，做个任人使唤的小职员。跟所有的青年特别是耶鲁毕业生一样，他也期望从基层做起，最后成为一个大牌记者。但是现实距离梦想太遥远，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每一次失望，都在酒吧中叔叔们那里获得了安慰。最后忽然一天，他发现，也许正是那些温存的爱护，不断拖着他成长的后腿。
　　莫耶赫林格在书中写道：我越是对《纽约时报》抱怨，我在酒吧中就越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失败和哀伤盼望得到同伴，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