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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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首脑要在党的领导人中进行挑选；党不仅应该提出和阐述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应该通过不断的教育工作来创造一种一致的公众舆论，以便使德国人民变成一个能够创造出德国人的道德和英雄典范的共同体；所有的结社团体（包括职业性团体）都是党的一部分；德国的公民都可以加人党的组织，但公民权只给予属于德意志血统的人们；政治权力完全属于作为党酌领袖的元首，而且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也集中在他的身上。（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一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第517页）纳粹体制的核心是所谓“领袖原则”。“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才。”（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276～277页）
德国的纳粹主义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1930年代的中，囝都被视为取代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新潮流。当时，不仅蒋介石嫡系的由黄埔军人组建的复兴社等“法东斯”（郭抹若语）团体将其奉为圭臬，一些曾留学英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政治上转向，成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1935年前后，思想上得到“法东斯主义”支撑，军事上得到德国顾问和装备支持的蒋介石曾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如果不是中日战争爆发以及随后的中德亲密关系破裂，左右翼极权主义在中国究竟谁主沉浮，尚在未定之数。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德国模式的走红，民主化国家从1920年的约30个降到了1942年的12个。（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第2页）
俄国模式：民粹主义与苏维埃民主
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开创的俄国模式有两个理论源头，一个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本土的民粹主义。虽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民粹主义的思潮，但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转引自樊星：《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流变——片断》）从表面上看，苏维埃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从精神气质和施政方针上说，民粹主义的底蕴更厚、渗透更深。
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有不少一致的地方。然而在以下两个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市民社会”、“自由竞争的社会”）演进的实质，就是从“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人，演进为独立的个人，共产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个人自由充分实现的基础上；后者认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直接从前资本主义的村社进入到无阶级、无剥削的新共同体。前者认为，工人阶级政治使命的第一步是争得民主，并以民主的方式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后者则主张采用暗杀、恐怖活动等直接暴力方式颠覆政府，由职业革命家的密谋组织夺取权力。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民粹派最著名的领袖特卡乔夫曾说过大意如此的一段话：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少数人强迫大多数人接受前者所赐予的幸福。（秦晖：《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并不十分在乎“众意”，只想着如何实现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众福”；在林肯确立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目标中，他们抛开“民有”和“民治”，直奔“民享”。可以说，民粹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秦晖指出：1905年以前的俄国，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联盟，到1905年以后，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1905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主张才是“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俄国最大的灾难是农村公社，1908年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十月革命的“土地纲领”是取自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布尔什维克批评社会革命党，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民粹主义的地步。（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秦晖与金雁进而指出，这种“超民粹主义”不仅具有一般民粹主义的色彩，而且具有强烈的“警察民粹主义”的气味。警察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л·A·吉霍米罗夫认为：西方政党政治“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利益”，立宪制只是“资产阶级组织的工具”，它产生的代议制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所以“社会主义者”们甚至可以认为：“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因为他可以使那些“贪婪的私有者”害怕。另一位著名的警察民粹主义者г·п·萨宗诺夫，则干脆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幌子都不要，赤裸裸地为沙皇捧场，认为沙皇专制比只能为“富人”效劳的议会政治，比抽象的、形式的因而是虚伪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权利更加“公道”。（秦晖、金雁：《论“警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新论之一》）因此，根据“警察民粹主义”和“超民粹主义”的逻辑，革命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导向以“为穷人服务”的红色沙皇取代“为富人效劳”的黑色沙皇。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这种转变，始于列宁、托洛茨基，完成于斯大林。托洛茨基与考茨基论战时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同于民主，共产党人不相信“民主的形而上学”及其人民政权、普选、个人自由的原则。各类“形式民主”机构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苏维埃政治制度不应当同它们相混淆。据普尔对《消息报》的研究，1920年之后，“民主”一词很少在该报的社论中使用，即使使用，也几乎总是作为消极的东西。“民主的”这个诃常常被用来减轻“专政”一词的道德分量，譬如说“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参见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一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305页）
1930年代前期，中共便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在根据地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中国和德国的经验来看，在相对比较自由的舆论氛围中，“苏维埃民主”的魅力还比不上“有机民主”。虽然同是强调敌我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前者的主要敌人在国内，后者的主要敌人在国外，所划定的自己人圈子的划不同。而前者的理论源头和指导中心均在国外。因此，在毛泽东取得党内领导权和中日矛盾激化后，中共便开始提倡“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今日中国，民粹主义风头仍健。晚年胡绳认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而后来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他的文章引来了左派理论家的一片反对声。虽然毛泽东本人曾多次批评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但是左派理论家绝对不允许别人批评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现在，“苏维埃民主”固然已经不好再提，但从那里派生出来的与“西方民主”相对立的所谓“新式民主”，仍然被不少人奉为宝贝。
东亚模式：威权主义与托管民主
标榜“有机民主”的德国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走人坟墓，纳粹主义的德国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在战后进行了彻底的民主化改革，从现代化的歧途回归自由民主宪政的主流政治文明。标榜“苏维埃民主”的俄国模式在中苏分裂后从鼎盛走向衰败，1960年代后期全球性的左翼运动已经不再把“苏维埃民主”视为鹄的。1960年代以后先是日本接着是“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上的成绩，使东亚模式逐渐成型并突显出来。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之际，正是东亚模式顺风满帆之时。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和台湾地区实现了民主转型，日本中断了自民党一党独大、垄断政坛的格局，使得“政治集权、经济开放”的架构走样变形，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亚模式。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与美国的“新经济”拉开了距离；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震撼，“四小龙”在经济上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导致东亚模式昔日的耀眼光环逐渐黯淡。
从对现代化与政治文明主流的冲击力来说，东亚模式与德国模式、俄国模式不在一个档次上。后二者旨在替代主流模式，而前者只是被视为主流模式的一种变型；后二者在其发轫时均代表一种社会上的革新力量，而前者始终是庙堂之上的保守型话语，带有自我防御和辩护的味道，局限于“亚洲价值观”的地区性视野，从未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自居。东亚国家精英阶层在以西方为榜样，实现“赶超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上具有高度共识，因此，他们所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为威权发展主义，或集权发展主义。（大野健一：《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政府的作用——九十年代日本的主流发展观》，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4期）
索儒森把威权－专制的政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威权的发展主义政权，第二类是威权的经济增长政权，而第三类是威权的精英致富政权。第一类政权主要是利用国家政策、集中手段以发展为最重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东亚国家可归人此类。在这类政权下，固然缺乏政治民主，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保护也不够，但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并实行了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第二类政权主要是以军人官僚集团代表的国家政权、跨国资本的利益代表、以及本国私人资本之间组成的同盟来统治的发展中国家。该类政权可以有效地在一个时织，后脚就遇到了东亚金融危机。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面临着确定新的发展方向的紧迫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就已经对新加坡的体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正式提出要以新加坡为榜样，“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于是，借鉴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就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80年后期起，就有学者鼓吹以中国式“托管民主”为理想目标的“新权威主义”，当时遭到知识界大多数人的抵制与批判。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