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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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别尔在日记中写下上述话时，他仅仅是道出事实，并未试图有所改变；小说中的柳托夫却不止一次采取趋同于哥萨克与革命的行为。譬如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杀死了女房东的鹅，从而得到哥萨克的好评：“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而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如果说前一回“我”是做给哥萨克看的，以求得他们的认可；这次“我”可是自发地干了。其间也许可以看出某种递进关系。在《意大利的太阳》和《基大利》中，与疯狂的幻想者西多罗夫和“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基大利相比，柳托夫的立场要现实得多。在与基大利争辩时，“我”更成了革命的代言人。——爱伦堡说《骑兵军》“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大概此乃例证之一。而在巴别尔的日记中，的确看不出这一点来。
巴别尔日记中最接近于柳托夫所作所为的话是：“应该深入到战士的内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些有原则的野兽。”这似乎揭示了一个方向；三年后开始写《骑兵军》，乃是在此方向上的跋涉——巴别尔走向了柳托夫。而《战斗之后》中“我”所说“我疲惫不堪，一面弓身从墓地的树冠下走过，一面向命运乞求最简单的本事——杀人的本事”，则标明了止步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柳托夫坚决拒绝特隆诺夫从登记表中“抹掉一人”的命令，事后更说：“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这是他对自己前述趋同行为
马克·斯洛宁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说：“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同凶暴的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取得和解的情节构成了《骑兵军》中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主题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士兵’和他们的尽管含糊不清却是理想主义的愿望之间的矛盾。”两个主题都根植于巴别尔的骑兵军日记。斯洛宁还说：“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调的冲突和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之上。”此种矛盾与冲突也萌生于日记之中。然而日记残缺不全，《骑兵军》亦为未竟之作——他曾计划写五十篇，因为受到布琼尼等人的攻击，遂告中止。据此对于日记与小说，巴别尔与柳托夫加以比较，好像难以断言什么，只是觉得其间多有差异罢了。日记是实录，《骑兵军》是小说；日记记载的是巴别尔自已，小说中的柳托夫则是他所塑造的一个人物，有此不同亦不足为奇。
《骑兵军》最初版本计三十四篇，均写于1923至1926年间；作者此前所作《格里休克》《他们曾经九个人》以及后来补写的《千里马》和《吻》，则增补进他生前和死后再版的《骑兵军》中。《他们曾经九个人》与《骑兵连长特隆诺夫》描写的是同一事件，其中“我”的表现更像是写日记时的巴别尔。C．波瓦尔措夫说：飞骑兵军》的成就不仅未冲昏他的头脑，而且促使他思考，不再可能继续挖掘以往的主题和已经成熟的格调。确实，‘尾巴’——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继续伸展，比如《千里马》《吻》等小说，但它们只是尾巴，仅此而已。”（《“个人所看到的世界”——关于巴别尔的创作生涯》）依我之见，这两篇增补的“尾巴”不无深意。《千里马》更像是个寓言。“我”骑不了千里马，也无法与千里马的主人吉洪莫洛夫取得和解；不过“千里马教会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骑式”，是以“哥萨克们不再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望着我和我的马”。仿佛旨在说明，革命与哥萨克对“我”来说毕竟是两回事；“我”可能为后者所接纳，却无法与前者融为一体。
《吻》与此前诸作写法稍有出入，格调更接近于契诃夫。作为《骑兵军》事实上的绝笔，这是一篇反思之作。小说写道：“这些日子，老人沉浸于突如其来而又晦暗不明的激情勃发的希望，而且为了不冲淡自己的幸福，他尽力不去注意我们对某些嗜血行为的夸耀，以及我们在意图解决所有世界问题时天真的高谈阔论。”其实整部《骑兵军》所描写的对象——哥萨克以及企图与其保持一致的柳托夫——都可以概括在后半句话里。接近结尾处说：“在那里，在储藏室，我见证了从龚希奥洛夫斯基伯爵城堡开始的吻之路，是怎样一段无法调头的致命旅程……”最后那位瘫痪老人也死了，不啻宣告“我”与这一家人曾经有过的希望永远不能实现。《吻》概括了“我”的全部心路历程。它揭示了一个与《骑兵军》其他篇章截然相反的方向——这回柳托夫走向了巴别尔。
哲学的危机与哲学的慰藉
■ 谢地坤
哲学何为？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大思想家视哲学为“屠龙之术”，好像哲学家都可以去当治国安邦的“哲学王”。然而，几大世界宗教的确立和科学的进步都大大动摇了哲学原本似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家不但没有成为“王”，就连哲学本身也降为神学的“婢女”。尤其是到了当代，市场经济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趋势，已然使世人开始放弃既求真爱智、却又显得有些虚无缥缈的哲学，追逐现实利益成为现代人合情合理的当然之举。于是，哲学的地位越发岌岌可危，对“哲学何为”的发问越来越多。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资中筠翻译的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名著《哲学的慰藉》，是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本好书。从哲学史上来看，把哲学看作是对人类心灵的安慰并不是德波顿的独创。后期罗马帝国的哲学家鲍埃蒂曾用散文形式撰写了同一书名的著作，该书第一次讨论了理性宗教的问题，而且文字优美流畅，在西方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也曾写到，哲学是对人类忧伤心灵的抚慰，是人类对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追求。诺瓦利斯的诗写得热情奔放，极大鼓舞了当时尚处在落后境遇中的德国人追求真理、奋发向上的勇气。然而，时过境迁，有些人很可能会以为，不论是两千年前的鲍埃蒂，还是两百年前的诺瓦利斯，他们的著作和诗歌很可能不符合现代人的时尚，满足不了现代人的要求。
德波顿则不然，他1969年生于瑞士，现在不过三十多岁，可谓是风华正茂。德波顿自幼掌握英德法西等语言，八岁时即被送到英国求学，后又定居英国，接受的是严格的英国教育，毕业于著名学府剑桥大学。然而，德波顿本人一直崇尚法国式的自由浪漫，读书既不是为拿学位，也不是为日后某职位，而是要上下求索，要在古今思想家中寻觅知音，然后再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学所思。德波顿以现代人的视角来观察古今世界，又以现代人的笔触来描述现代人的心态，二十三岁就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颇受现代人的欢迎。他写的《哲学的慰藉》不仅不老气横秋，而且是相当时尚，荣获《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再进一步说，德波顿不是专攻哲学的，他的这本书也不是哲学专著，而是看似散乱无章的哲学随笔，但却因此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过，作者的态度却相当严肃认真，他遴选六位哲学家的事迹和思想自有他的喜好，他的叙述、分析、议论是经过反复思量和斟酌的，而不是随Jb所欲的发挥。因此，读者很容易看出，德波顿对哲学和哲学家的赞誉是发自肺腑的，让人感到可信可敬。
于是乎，通过德波顿的笔触我们看到六个不同的哲学家形象，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我们熟悉的，有些是似曾相识，有些却很陌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行或许不一定让我们大彻大悟，但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些感受，受到某些启发和激励。
先哲苏格拉底毕生以哲学为职业，安贫乐道。他告诉世人，现存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他教导世人，要学会怀疑，独立思考，辨别善恶，反抗世俗偏见，听从理性律令。他面对强权而保持合乎理性的启信，面对众人指责而不收回自己的思想，“他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哲学的慰藉》，第7页）
古希腊晚期的思想家伊壁鸠鲁不仅承认感官享受是幸福生活的目标，而且更试图解答“怎样才能快乐”的问题。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诊断痛苦和欲望的脉搏，制定出摆脱精神苦难、谋求快乐人生的方案。伊壁鸠鲁开出的药方有三大元素：友谊、自由和思想。我们由此知道，富甲天下不会增加快乐，快乐的真谛在于思想的自由和心灵的沟通；我们因此可以减少一些迷茫、错位、惊谔、焦虑，增加一些理性和自信。
斯多亚派哲学家塞内加出身豪门，却命运多舛。年纪轻轻就思重病，与疾病抗争六年；身体康复后从政，又仕途不顺，无辜遭到贬黜，身受8年囹圄之苦；后来违心去当王储的老师，十五年后又被国王——当年的学生——赐死。塞内加一生坎坷，屡遭挫折，却能处变不惊，泰然应对。他的哲学告诉他世事无常，不仅自然灾害、生老病死不可预知，就是人世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残杀也是防不胜防。怨天尤人于事无补，“哲学交给我们顺应全方位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纵使不能免遭挫折，也至少能免于因情绪激动而遭受挫折带来的全部毒害。”（《哲学的慰藉》，第87页）哲学给了塞内加“生命和智慧”，他以从容应对多舛的命运来“回报”哲学。
十六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蒙田与其前辈不同，他常常关注那些不为哲人所注意的琐碎小事。他以为，人是由肉体和精神组成的，人亦生活在某种具体的文化中，对我们身体、智力的缺陷避而不谈，不承认我们文化、习俗的差异，是体面社会缺乏坦诚带来的结果。他的哲学大谈“君子不为”的人间琐事，因为他已经看到，晦涩不等于深刻，“神秘莫测的人能够在简单的头脑中引起崇敬，却不能打动坚实可靠、清晰的头脑。”（《哲学的慰藉》，第172页）哲学家不能眼望苍穹冥思苦想，却忘记脚底下的事情。哲学要让世人努力寻求智慧而又从未远离愚蠢，要学会如何去过健康而快乐、平凡而善良的生活，哲学有此成就足矣！
我们由此看到，哲学不只是艰深晦涩、让人皓首穷经的玄学，不只是教人安邦定国、经世致用的谋略。哲学也关乎我们的人生，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德波顿觉得这还不够，他遴选的最后两位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又向我们表达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叔本华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虽早年丧父，但一生并无衣食之忧。他生性多愁善感，却又不善于与人交往，常常痛感人生苦难。三十岁时写出杰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却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直到四十多岁仍然一事无成。在愤世嫉俗之余，难免自我安慰，自我仰慕。他在感叹“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的同时，并未自暴自弃，而是天才地说出了这个真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