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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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评价年鉴学派的许多评语来套在《中国思想史》身上也蛮合适，比如从阁楼到地下室的视角，比如总体史学的雄心，比如长时段理论的应用等等。但是这本思想史很难达到像《菲利普二世的地牛海与地中海世界》那样的学术高度，开不是因为材料缺乏或者是功力不够的缘故，而是因为在长时段理论的应用上《中国思想史》缺乏确定的“空间。”支撑——这个隐含的条件却是“长时段”和“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上帝。思想史任务乃是“描述时间流程中的思想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虽然作者着重区别“思想史与《思想史》酌不同处之一，其实就在于《思想史》的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的脉络。”但是这本《中国思想史》仍然无法摆脱上述三个特点，只是将其更加扩大而已。但是如果把组成“中国思想史”的三个词拆开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各有各的意义空间。“思想”和“史”前面已经说了，就“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让人挠头的事情。中国的空间意味太少而文化意味太多，这个词本身的建构即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题目，平时不假思索的运用当然可以，但是作为一本雄心勃勃的“‘中国’思想史”来说，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作者提到“地域”的概念要到“对历史的体验和理解”部分，“如果把知识纳入思想史的扫描范围，那么启蒙的教育、生长的环境、地域的文化都有可能成为思想史的考察对象”，地域只是文化的定语，但是就平均水平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状况来说，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区别就太大了。时间纬度相同的话，苏州的织工和湘西的矿工的一般思想差异会有多大？而且思想在长时段“连续性”乃是以代际的重复为前提的，但是如果儿子定居江浙，会与生活在山西的父亲多大程度上共享知识和思想？更不要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给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带来的变化了。布罗代尔的著作已经隐含了对“空间”缺失的补救，即所谓的“地中海”这一太过地理意味的概念，而《中国思想史》内却没有一个显著的空间限定。中国的范围实在太大了，头绪实在是太多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情境在自认为是“中国”的范围内太过普遍。最后只能用约定俗成代替地理限定。当然，空间概念的阙位几乎适用于所有以思想史和哲学史为名的著作。从操作层面来说，笔者在此的苛求只是一个伪问题，虽然这个“伪问题”也有“真性情”在。
“镔铁”和张骞西行的动机
■ 王子今
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编导人员定位为“历史正剧”，又称据《史记》《汉书》“改编”。于是人们在热心关注汉武帝时代的历史的同时，也自然会思考剧中的情节是否真的符合历史真实。
比如，剧中第34集有张骞和工匠在匈奴铁匠铺中的对白。张骞问：您往这里头加的是什么呀？工匠回答：这是锻造精钢宝刀的密料，从大月氏国来的宝贝，必须用它才能打造出宝刀。第44集又有张骞对月氏女王说：这是我从匈奴拿到的炼制精钢所用的添加料，我想请女王……
观众因此产生了对于所谓匈奴“精钢宝刀”的疑问。有记者就剧中若干问题访问了《汉武大帝》历史顾问求实先生，于是有这样的对话：
“精钢”是从西域传来的吗？
《汉武大帝》中，刘彻看见大行令王恢出使匈奴前敬献的削铁如泥的匈奴宝刀“径路”很震惊，派张骞出使月氏国，带回炼精钢技术。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真的是与汉武帝想引入精钢技术有关吗？但是，既然铁在中国出现可溯源到春秋以至商周，有观众疑惑落后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制刀技术怎么会比汉朝还高？
据求实介绍，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这个词据考证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中国铁器时代发生较晚，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秦陵兵马俑的武器可证。制铁技术真正重大的突破是在西汉。
求实先生接着又谈到，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竟然导致了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就世界冶金史看，西亚、印度、北非和欧洲大约在纪元前十世纪即进入铁器时代，制作优质钢铁兵器的技术早于中国。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日“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这种钢质镔铁，中世纪也传入欧洲，西方人称之为“印度钢”。
法国学者Canbul指出：“阿富汗（即大月氏／贵霜）产西方人所说至珍贵之‘印度钢’。至良之剑，则铸自波斯、叙利亚。古代印度钢，驰名四海，人争求之。”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那种黑色添加料，叫“金丝梵”，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当然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并非只为引进精钢技术。派张骞出使西域，根本原因是汉武帝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的战略规划。
求实先生所说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动机，是“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获取精钢炼制技术”，按照求实先生所说，似是另外的收获。
对于《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说明，人们还是心存疑惑。看来，就所谓“镔铁”及其传人中土的时间进行讨论，是必要的。
其实，“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的说法，还需要证明。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体现的是特殊的军队构成，秦俑的性质现在还未能确知，有一种意见就认为秦俑军阵有仪仗的意义。因此“秦陵兵马俑的武器”，不足以证明当时军队使用武器的总体状况。正如尽管英国皇家卫队的骑兵表演举世闻名，不能据此误以为现今英国军队以骑兵为主一样。
历史事实是：西汉时期，中原在冶铁技术方面是超过匈奴的。匈奴史研究者指出，匈奴“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不过，“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不仅反映匈奴人的铁器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断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林斡：《匈奴史》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又，《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至于西域诸国，据《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有的国家有铁器制作业，如蜡羌国“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又难兜国“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然而通过这些文字，显然难以得出“引进精钢技术”是“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之一的推想。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有的西域国家是从汉王朝传人铁器制作技术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里所说的“钱器”，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也写作“铁器”。《汉书·西域传上》正是这样记录的：“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史记·汲郑列传》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往，有严格的关禁制度：“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汲黯说：“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裴驷《集解》有这样的解释：“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对于汉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的条文，《汉书·汲黯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又明确指出禁止出关的物资包括“铁”，即“兵器及铁”：“《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可见，匈奴在制铁技术方面未必比汉王朝先进，真实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作为《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求实先生说，“西汉时期中国方进人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日‘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认为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并无实据。
“镔铁”一语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见于《魏书·西域传》关于“波斯国”的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蝓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毼、氍毹……等物。”此时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相当遥远。值得注意的还有，《魏书》关于波斯国物产的记述中，“金刚”和“镔铁”并列，与求实“‘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的说法有异。唐人元稹诗“金刚锥透玉，镔铁剑吹毛”（《全唐诗》卷四二三），也表露了同样的认识。
据《金太祖实录》，“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今按：“宾铁”，四库全书本《金史》作“镔铁”）可见往来草原大漠的契丹人当时掌握着这种特种钢的冶炼技术。这种技术的真正的“引进”，可能应当以《元史·选举志三》所见“置镔铁局”的记载为标志。求实先生说“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中所谓“这时”，认定汉武帝时代已经“引进”“镔铁”，如果没有确凿的考论，则不免会被认为对历史研究基本年代学准则的背离。
杨宽先生曾经指出：“波斯萨珊朝的‘镔铁’，是使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而炼成的优质钢。这种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