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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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作初衷，便是用艺术形式探寻这位伟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着力发掘那些使李世民能够开创大唐盛世的深层的精神力量，展示一种独一无二的英雄美学。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进取路径。一条是秦皇、汉武、隋炀帝代表的规模扩张型路径，对内无休止地汲取民力，搞大型工程，用严刑峻法排斥异己，使冤狱满天下；对外大打人海战术，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与外族拼耗。另一条则是唐太宗代表的质量立国型路径，对内实行开明政治，与民休息，英才当政，国无冤狱；对外王霸杂用，文武并举，使中国不仅成为武力最强大的国度，而且成为文明的原创者，为邻近列国所仰慕仿效。
隋炀帝生前便霸业崩溃，秦始皇死后两年便天下大乱，汉武帝主持的汉匈战争的确为中原地区带来了长期和平，但后期导致国内人口损失千万以上，民众所蒙受的灾难之深重可以想见！汉武帝用将，是任人唯亲，军队主帅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全是后戚，卫、霍毫无战略才干，李广利则一次出征大宛便损失十万大军。而在李世民那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军事家李靖、李世绩等挂帅出征，常常是出一千兵力可打败外敌数万，出数万兵力可征服一个国家。唐太宗与汉武帝相比，仅就对外用兵方面，一个以一千万人口为后盾，一个以五千万人口为后盾；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一个精兵简政，一个搞人海战术；一个是精英组合处处展示军事艺术，一个是半外行凑合主打拼耗战——虽然同样是一代霸主，但两人绝对不是一个档次的。
近百年来，秦皇汉武代表的规模扩张型路径获得了不应有的声名，也误导了无数尚未摆脱威权崇拜和意图伦理的人们。这样的历史应该被超越了。我们这个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国度，应该能够从李世民的进取路径中汲取到有益的养分。在书中，我只能通过文学形式来暗示我的意向。在那波澜壮阔的故事群落中有我深沉的激情在滚动。
二、血勇与人道——盛唐之魂
在某种意义上，刻画李世民乃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写。李世民代表着常人不可企及的伟人梦，也代表着常人可以接近的英雄梦。在某种意义上，我把书写和咏叹李世民的故事，看成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发中国梦的一种尝试。
在李世民身上，既具有曹操的武略，又具有刘备的笼络术，但远比二人规模弘远。你看他战争年代总是把天下武功最高强的英雄豪杰集中于自己的骑兵队伍中，和平时期则把四海最优秀的学人智者收罗于秦王府中，号为十八学土，其器宇之大，古往今来，谁人能比！但他的人性则是永远贴近地面的。他是这块土地的儿子，他那醇厚的仁爱襟怀是由常人习性中培植起来的，他的身上那种纯净得几乎没有杂质的阳刚之美，是真诚的追求者可以逐渐接近的。
本书试图向宽阔而厚重的层面扩展主题，但概括起来，无非是张扬血勇与人道。这正是李世民人格的精髓，也是盛唐精神的精髓。
盛唐在历史上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数百年战乱之后中华上升性力量重新集结的产物。在南北朝时期，所谓“五胡乱华”，汉族政权被从中原赶到了南国，胡人们是看不起汉人的文弱气的。后来出现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将鲜卑族的生活习俗汉化，其立意深远，但北魏最终还是亡了国。而在边疆地带武川镇崛起的一个军事集团最终成为天下至强者，这便是有名的“武川镇军阀”。在“武川镇军阀”的后代中，诞生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其中不是没有深厚原因的。这个军事集团的领导人在其勃勃上升的时节，有意地反北魏孝文帝之道而行之，不是将胡人“汉化”，而是将汉人给“胡化”，甚至连汉人的姓氏也改为鲜卑人的姓氏。这种汉人的“胡化”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克制了汉文化中因过分追求享乐和文雅而日趋柔弱的成分，将骑马民族对运动的嗜好、对暴力和血勇的崇尚、对简单而真挚的情义的趋向，融人了新的汉人的血脉里。本身便拥有部分胡人血缘的李世民，正是这场“杂胡汉为一家，通盘改变汉人的血气”的历史运动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本书写的是一位骑兵的英雄传奇，写他总是第一个驱马向敌万军之中挺进，写他在马背上流汗、驰骋、厮杀时肉体的快感，以及各种生命冲动和生命欢乐。他的血脉里流动着血勇和暴力，这血勇恣意挥洒，演绎出瑰丽的英雄美学，巨伟的力量凯歌，健康的原始野性，上升的权力意志。这位伟大的骑兵为汉民族开创了一种“马背文化”，打造出一种至大至纯的阳刚之美，并成功地将其崇尚血勇的个人性格，扩张并定型为当时的民族性格，使汉族一举摆脱文弱气质，转变成矫健的、进取的、适应于马背的民族。由此获得新生的汉人，很快便再次崛起为亚洲最强者。在唐朝的武库里，李世民使用过的箭被保存了数百年，它们比常人的粗一倍，长一倍，能够射穿铠甲。它们是盛唐的守护神，是盛唐矫健进取精神和强悍雄壮气质最有力的象征。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身上展现的血勇气质，与那种嗜血的野性截然不同，他的血勇之气是人性的，他对武力和权力的运用是健康的，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血勇与人道的耦合，正是盛唐之魂！
历史上充满了太多的杀人灭国的强人，那不是作者讴歌的对象。单纯的血勇，如果没有人道和仁爱精神净化，便无法与“武士道精神”之流区别开来，可能沦为野蛮的杀伐之气。那不是阳刚之美，而是罪恶的渊薮。 仁爱和怜悯之心使得李世民建立起来的唐帝国不是屠杀性的帝国，而是一个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平台。让我们看看李世民是怎样对待外族的？当时的“萨达姆’，二—突厥颉利可汗被捕后，被李世民弄到长安养了起来，后来见颉利时常悲歌哭泣，还筹划着封颉利为虢州刺史，让颉利有个驰骋田猎的地方，以不违背他本来的生活习性。颉利辞不愿往，被李世民封为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李世民对胡人以兄弟子女相待，在他的御林军中，不少胡人担任着亲信大将，出征高丽时，右卫大将军、突厥人李思摩中了箭，李世民以帝皇之尊亲自用口为他吸出瘀血。李世民的行为当然是一个姿态，但它并非纯属做作，它与李世民持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是一致的。它展示了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高贵气质。在这种高贵气质作用下的血勇，才是真正的骑士武勇；在仁爱和怜悯之心掌控下的武力，才是文明的武力。
李世民的仁爱、怜悯精神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他便奠定了这样的基调。
对于隋末乱世中的人物，我在小说中试图运用孔子的春秋笔法。对于造反者，不是盲目地给予肯定，在我的笔下，那些喜爱杀人、吃人肉的造反者被直称盗贼，只有不嗜杀、救人命、对敌宽容的造反者才配称为义军。瓦岗军才是真正的义军，其首领李密堪称那个时代的头号义人。他打下三大粮仓，开仓放粮，救活了百万军民，这个数字相当于乱世活下来的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窦建德也有不嗜杀而收服敌人的众多记录。在真实的精神流变结构中，如写李世民的仁爱，便不能不写李密的仁爱和窦建德的仁爱。李世民的仁爱，是从嗜杀的统治阶层中发育出来的仁爱，是不纯粹的，不能一味拔高。李世民也有污点，曾经屠过一座城。一般情况下，他的确不爱杀人，尤其是在一天内击溃窦建德主力后，将五万俘虏全部放掉，在历史上几乎是没有先例的。但他并没有反对杀害窦建德，结果激起了窦建德部下的恐惧和愤怒，他们再次举义，过了两年时间才被平息，天下因而又多死了几十万人。这就是李渊嗜杀造的孽。年轻的李世民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对，继续执行着惩罚报复政策，靠魏征巧妙作为才矫正了这一偏差。李世民的灵性便在于他由此认识到宽恕的价值，以及“不嗜杀者得天下”的真理性。所以，李世民仁爱、宽恕、怜悯情怀，也有一个真实的成长史。
魏征曾评价李世民得了“人和”。李世民由对天下英雄推心置腹，发展到对于民推心置腹，进而到对各族人民推心置腹，从而得了最浩瀚纯正的“人和”，内中包含着很深的人性的和人道的追求，使得那原始的进取性的血勇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在文明的武力中，在王霸杂用中，血勇和人道这两个似乎极其矛盾的东西，得到了内在的统一。对于那个时代诸如此类的高贵行为，本书是不吝笔墨的。
三、摹写力量美学的创新尝试
这部《李世民》并非要书写李世民的文学性传记，而是用小说方式写李世民的人格和精神成长史。我将李世民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刻摩，基本手法是摸拟大自然本身常势：英雄胜英雄，一物降一物。
李密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使瓦岗义军由山贼发展到正规军，战胜了最强大的敌人张须陀，并多次打败强悍的王世充，有一回竟把王世充的七万兵力消灭得只剩下一万。最后却被王世充彻底击败，主力全盘崩溃，瓦岗英雄大部由于家人被掳而被迫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盛极一时，并请来窦建德大军做帮手，却被李世民全部消灭。随着冲突的加剧，人物内心世界的展开，读者自然会被吸引，为什么李密能成为一时的天下共主？为什么王世充能战胜李密？为什么李世民能翦灭王世充和众多的枭雄，一统天下？
本书安排了李世民的行迹一大主线，和隋炀帝、李密、王世充三条辅线齐途并进，最后在洛阳之战中交汇在一起，使全书在情节和内在张力上达到高潮。书中出场了三十多个重要人物，勾勒了六个主要人物的完整命运，处处充满了意外和奇诡情节。作者的本意是想勾勒出一幅恢弘壮阔、包含着多重丰富性的时代画卷，是否成功得靠读者来评判。
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的一个基本想法便是力求与古往今来任何相似的作品都有所不同。可能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写过李世民，隋炀帝、李密和王世充性格的复杂性，旧的关于暴君、恶人与英雄的老套已完全消失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一种形象，读者都可能自己代换进去。但本书的主要笔力，不是在像传统的《三国》《水浒》中写张飞、关羽、曹操、李逵、林冲那样“出性格”，出场面，而是重在挖掘内心世界，揭示其人生哲学和心术，摹写其面临某种历史状态时的独特体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大量使用了意识流和内心独白。比如李世民征服刘武周、宋金刚时，曾经率骑兵连续纵马驰骋八天八夜，这段战斗故事后来被李世民的父亲皇帝李渊导演为《秦王破阵乐》，《秦王破阵乐》后来事实上成为唐朝的“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