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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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谈到外蒙古问题，我认为蓝英年先生说的也不符合事实。详情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研究员在《试析二战后中苏同盟关系的转轨——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文中的论述。
五、关于苏联出兵对帮助中国战胜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
1945年8月8日夜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10日蒙古对日宣战，当时的苏蒙联军的兵力，请看《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记载：
为实行统一的指挥，在伯力成立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希金上将为军事委员，斯·帕·伊凡诺夫上将为参谋长，并赋予全权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航空兵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计陆军80个师（其中6个骑兵师、2个坦克师），火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00余辆，作战飞机3800余架，海军各种舰船500余艘，海军航空兵飞机1500余架。总兵力达150余万人。
而我们中国，由于八年抗战，损失惨重，百业凋零，无论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都决不可能在短期间内达到如此高超的打击能力。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专家们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中是这样评价远东战役的重大意义的：
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不仅是正义之师，而且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兵力 雄厚，与日军相比，占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的全面优势，运用了他们在苏德战争中的作战经验，导致对日作战的迅速胜利……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发起的远东战役，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缩短了盟国对日作战时间。可以说我，在《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与这些军事专家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在1945年就获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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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先生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丁群文章中谈到刘顺元同志与苏联红军在旅顺的不愉快的经历，我认为这完全是两码事，并不能因此抹煞苏联红军在解放东北全境、推翻满洲国、打败日本关东军、促使反法西斯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功勋。至于蓝先生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是“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没有道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彭训厚研究员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613~615页中记载了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时与日军的兵力对比情况和解放东北时取得的巨大功绩：
苏军出兵东北的行动被称为远东战役， 当时苏军与日军的兵力是1．6比1（我觉得似乎应该说是1．7比1），苏军投入兵力174万，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等总兵力共约100万，从8月8日宣战，到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其中歼灭关东军、伪满军、伪蒙军约70万人。其中约8．3万军人被击毙， 60．9万余人被俘，俘虏中有（陆海军）将级军官148人，苏军伤亡3．2万人。被苏军缴械俘虏的有：日军23个步兵师、10个步兵旅、1个摩托化敢死旅、2个坦克旅、2个航空旅、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伪满军11个步兵旅，伪蒙军2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以及其他各兵种和特种兵的许多兵团和部队。
苏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就缴获了1565门火炮、2139门迫击炮和600辆坦克、861架飞机、9508挺轻机枪、2480挺重机枪、2129辆汽车、1．8万匹马、679座仓库及其他许多战斗技术装备和军用物资。远东第二方面军和红旗黑龙江区舰队俘获日军松花江上的全部舰艇。 1945年8月10日《新华日报》社论《迎亚洲的黎明》中说：
“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少战争伤亡，并协助世界和平的迅速恢复”，苏联向日寇宣战了。八月九日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战八年来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听到英勇无敌的苏联红军进攻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边境的时候，我们真有说不尽的感激和兴奋。红星照耀到太平洋上，日本法西斯的丧钟响了，中苏两大民族能在最后打败远东法西斯的战场上比肩作战，我们感到无边的喜悦，无上的光荣。
在中国人民心里：苏联的对日宣战早已经是深信不疑的事实……中国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中国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开始抗战那时候苏联 和我们订立的互不侵犯协定，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八年来苏联对我们 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只有真正“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才能在最危 难的时候维持两大民族的“道义之交”，也只有真真以中国人民大众的利害 为前提的苏联外交政策，才能如日月经天，愈久而愈表现它的光辉灿烂…… 六、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对中共和人民军队给予的大力支持 薛衔天研究员在另一篇《试析二战后中苏同盟关系的转轨——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文中谈到：
……东北苏军当局并没有阻止中共和人民军队进入东北，相反，将他们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几乎全部转给了东北民主联军。
……苏军当局通过随同自己一起进入东北的抗日民主联军在东北各地建立了包括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大连、牡丹江等大城市在内的大小57个战略据点……
中共东北解放区根据地正是在上述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驻旅大地区苏军当局将其军事管辖区（含旅顺口、大连市和金县等地区）行政管理权交给了中共旅大地委，并协助旅大地委建立起旅大地区民主政权。中共领导当地人民恢复军工和民用生产，培训军政人才，将大批武器装备、医药和被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东北和华东前线，使旅大地区成为东北和华东两大战场的后方战略基地。
薛衔天研究员还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大局势：
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恐惧，美国政府在进行国共调处之初就偏袒蒋介石一方，内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则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形成了美国出钱、出枪，由蒋介石打内战的局面。而蒋介石更是挟美国以自重，不断掀起反苏高潮，一步一步地投人美国的怀抱，率先实行外交对美“一边倒”的政策（请注意，战后中国外交曾两次“一边倒”，不是一次“一边倒”，而且是先有国民党政府对美“一边倒”，才有后来的中共对苏“一边倒”）。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就在进行全面内战的高潮期间，擅自与美国签订了《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商约》）。该约集十九世纪以来，除领事裁判权之外的美国对华要求之大成：中国全部国土一律向美国开放，美国公民、团体、法人可在中国居住、旅行，从事经商、制造、金融、科教、宗教及慈善事业，并可购置和保有房地产，享有中国公民、团体、法人同样的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内地行销，税收与中国商品同等待遇；美国商船有开往中国任何开放口岸的自由。围绕该约，国民党政府还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和密约，保障美国在华享受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排他性地位。国民党政府实行对美“一边倒”政策极大地恶 化了对苏关系。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接受旅大地区的行政权，被苏方拒绝。这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联和国民政府之间已是有名无实了。
随着国民党对美“一边倒”和中共在内战中不断取得胜利，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也一步步地加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中国国内政治而言，原本对中共是不利因素，而变成了有利因素。其主要表现在对中共东北战略根据地和辽沈战役的全面支持上。
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请求，苏联政府于1948年5月17日向东北派出苏联铁路专家小组。该铁路专家小组直接领导和组织了铁路修复工作，共修复了 1350公里的铁路，跎座大中型桥梁，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迅速转移和集中’’到长春、义县和锦州。在以上地区获得解放后，解放军“沿着已修复的铁路，完成了向新立屯——沈阳和梅河口等地区的转移”。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
苏联派出的铁路专家组无偿地修复了中长铁路，帮助中共打赢了辽沈战役。当时的中长铁路已转化为促进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到来的重要手段和联系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这就是说，与大连协定、旅顺口协定一样，关于中长铁路之协定也给以中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带来重大利益……
1949年6~8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正式向斯大林提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打算重新审查国民党政府与外国订立的每一个条约和协定。但我们遵循以下原则：凡对中国人民、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有利的所有条约，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准备承认并继续执行”。
至于说1950年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则最终决定把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全部归还给新中国。1949年，苏联在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派出大批专家援建中国的141个重大建设项目，以后又增加了18个项目，共159个。这更是历史上不争的事实。请问究竟是谁歪曲历史呢？
我在批驳马斗全的《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最后所写的一段话是：“每个评论历史的人，也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不是人云亦云，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再做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判断。如果背离历史背景，甚至歪曲历史，随意玷污别人的名誉，那样做的结果只会害人害己、误导读者，而被真正了解历史的人所不齿。真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他人的名誉负责、也对自己的作品和名声负责的作者是会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述的，这才是真正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采取的写作态度。” 我愿以此与蓝英年先生及一切关注此问题的朋友们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