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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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工具性的话语。不管是智慧性的话语，还是欲望性的话语都有赖于工具的运用。技术性话语的本性是确定的，即保证智慧性的话语和欲望性的话语实现。工具是手段，它服务于某个目的。在工具的使用过程中，计算或算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会思考，如果我使用这种手段，目的会如何；如果我使用其他手段，目的又会如何。
文本就是由上述三种话语所编织的。如果智慧性的话语是光明的话，那么欲望性的话语则是黑暗的，而工具性话语不过是镜子般的。这三种话语形成了一个游戏。它们是道、欲、技三者的无穷无尽的生与死的斗争。欲望是无边的，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的，而智慧也在不断生成，去照亮欲望和工具的边界。因此书本书写了这个游戏，阅读进人了这种游戏。阅读的快乐就是参与这种游戏的快乐。
亲爱的读者，你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产生了快乐吗？
关于
1917年到1919年间，一批沙俄时代的贵族私人文件被走私人德国，据知其中包括帝俄驻英国大使列文亲王和王妃的私人文件。再上推一个世纪，这位“列文夫人”在欧洲政坛上是个幕后风云人物，与梅特涅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根据其子亚历山大·列文（死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遗嘱，这些文件还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公开。列文家族遵从了祖先的遗愿。随后便是战争与革命，直到1936年，沙俄和奥地利帝国都烟消云散。这些文件终于重见天日。保存下来的东西很有社会历史价值，其中包括列文王妃的私人笔记。粗看上去，这些笔记像是日记，细看却是书信的摘要。这些信都是写给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的。举世皆知梅特涅和这位大使夫人曾经是情人……《列文王妃的私人信件》（1937年伦敦版）的编者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叙述起列文王妃的身世来。
列文王妃出生世家，母亲是德国贵族，袭有爵位，是保罗一世皇帝的皇后玛利亚的御前陪侍。母亲1797年死后，多萝茜（列文王妃出嫁前的名字）仍有皇后的眷顾，小小年纪享受年俸。十五岁那年，皇后做主把她许配给不到三十岁的列文公爵，年轻的公爵在军队里已经崭露头角。这段婚姻持续四十年，期间夫人绯闻不断。据留存下来的书信看，列文公爵是是个好丈夫。他尊敬夫人的天才，却受不了她的惊世骇俗和大手大脚花钱。保罗一世时他是战事大臣。后来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他为驻德国大使，直到1812年。同年12月18‘日，他向英王递交国书，成为驻英大使。尽管夫人不喜欢英国的政治和那里的气候以及那里的许多人，但是，伦敦还是她初显天分的地方。1818年秋，在欧洲大国决定撤出法国领土的那个大会期间，她与四十五岁的梅特涅相遇。梅特涅——这位当时的欧洲“帅哥”，一刻也没耽误向她展开攻势。
不幸的是保存至今的两套书信——梅特涅致列文夫人的信和列文夫人书信摘要的内容对不上号。梅特涅的信1819年4月戛然而止；列文夫人的信则始于 1820年1月6日，随后延续了六年。除非有欧洲大国间举行的会议，他俩并无见面的机会。1821年在汉诺威和法兰克福，两人有过短暂接触。次年在维也纳会议上也见过面，其它见面场景就是虚构了。彼德·奎涅尔（《列文王妃私人信件》的序言作者）说：“他俩成了政治盟友，而不是激情密友。”然而，梅特涅同列文夫人的亲密关系不因分隔两地而冷，甚至热到大吵。1827年，梅特涅梅开二度，娶了年轻貌美的玛丽—安托瓦奈特—冯—雷坎为妻。极有贵族等级观念的列文夫人认为她不配。加上在近东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他俩的友谊从此结束，再也没恢复。梅特涅把她的信还给了她。惠灵顿大公当时扮演了居间人的角色，好在他情事国事都在行。这些信原先都是放在梅特涅的秘密档案柜里的。列文夫人重读了自己的手泽，自然她感兴趣的是自己手绘的政治社会全图。我们今天的读者幸运的是她当即决定抄一份摘要。列文夫人选用的是当时英国学校用的作业本。她很小心地删除了与梅特涅的情事内容。结果，书信摘要不能体现作者的性情心智，这是今天的读者感到遗憾的地方。奎涅尔却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恰恰相反：因为列文夫人是属于不动脑子不下笔的人，她总能让人听出她的语气。其书信的语气严厉而尖刻。“列文夫人喜欢政治就如常人喜欢游戏，然而她往往忍不住讨厌满身勋 章忙忙碌碌的人坐下博弈。”她喜欢皇室的气派，但也清楚小孩子皇帝和皇家都是些什么东西。她追逐过乔治四世，也拍过他的马屁。许多日记、书信的作者对这位不幸的君主取笑有加，但没有谁像列文夫人形容得那么生动，她能一字一句戏仿陛下晚宴后的喋喋不休。
尽管如此，列文夫人仍是她诅咒的这个世界的奴隶。成为王位和相位背后的秘密操纵人，就这一点即足以补偿她良知上的欠安（毕竟有损人之嫌）。列文夫人同时代的观察家称她为“小人”，历史学家却认为她有实力。她的角色类乎间谍。她的书信里也满是宫廷消息。当然，政治之外，她也有浪漫的一面。书信表明她喜欢读莎士比亚，崇拜司各特的小说，为拜伦的诗所倾倒，差点动了自杀的念头。列文夫人还是慈爱的母亲。1835年，她最心爱的两个儿子在一个月里相继死去，她垮下了。无论如何要出国休息一下，同年秋天，她前往法国和德国。
远离了刚吵过架的丈夫，置尼古拉皇帝命她回国于不顾，列文夫人在巴黎继续编织着政治网络。她跟基佐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然而，自1826年起有了王妃封号的列文夫人却不甘心只当路易—菲利普任命的一个布尔乔亚部长的情妇。 1838年，她逃离俄罗斯3年之后，列文亲王去世。列文王妃伤心不已，至少有短暂的伤心。她开始为将来做打算了，这一打算就是十年。她在巴黎的地位不如在伦敦时重要，但却有其优势。老朋友格兰威尔夫人的丈夫在巴黎任英国驻法大使，她看中列文夫人的美丽和幽默，于是寡王妃又可以在沙龙里活跃了。
1848年的革命又使她远走。正是在这一年她同梅特涅见了最后一面。两人都在流亡。梅特涅当时带着第三任妻子在英国；列文夫人跟着基佐。“很难想象两个老情人在海边别墅里谈论自由运动得胜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时会是什么情形。”列文夫人不是轻易原谅人的人。三十年岁月并没有抹去她心里的酸楚，她最后讲梅特涅的话“有些不仁”。
列文夫人同《法国文明史》的作者基佐的关系是她到死也没有忘怀的，所谓“二十年相守”的遗言可以证明。都德在《上世纪一位大使夫人的一生》里记录了他俩的情事。列文夫人临死前一年，瓦兹为她画肖像，“拿它同劳伦斯画的那幅洋溢着青春和美丽的画相比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两幅画画的是同一个女人不会错。我的藏书里正有一幅劳伦斯画的列文夫人肖像，附上供大家一睹其丰采。
我所经历的“章乃器传”撰稿真相
■ 章立凡
上网时偶然发现2000年第6期《博览群书》杂志刊有林涤非先生的《我写 （章乃器传）的遭遇》一文，叙述了林先生“被拖延十五六年之久的《章乃器传》”的“一个极其复杂、曲折、离奇遭遇的出版过程”。这篇文章涉及到我和《七君子传》的主编周天度先生，内容有许多不实之词，虽然我发现较晚，周先生本人又不在国内，但由于林文损害了我们在学界的名誉，不能不加以辩正，将有关林撰《章乃器传》真相写出来。林先生在文章中说：
……就在我写《章传》完稿之后，近代历史研究所因写《蔡元培传》初露头角的周天度，前来找我，说是他要编著一大部头的《七君子传》，邀我撰写五万宇的《章乃器传略》，只要我将长篇的《章传》加工缩写一下就成。我高兴接受，很快也就完成，把原稿交给他后，不久他来找我相商，问我附加章立凡一同署名成不成？我拒绝。文章是我写的，是我的口气，我和章乃器是朋友关系，而章立凡与章乃器却是父子关系，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一同署名发表，不伦不类，岂不滑稽可笑！
因为我不答应，周天度三番两次来找我，和我相商，我始终不允。最后我提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是让他在全文后加上：“（章立凡整理）”，算是我最大的让步，这样彼此都可说得过去，而他却坚持要一同并列署名才成。这样僵持达两年之久，忽然一天章立凡来到我家，说是周天度要他将《章传》原稿送回，我明知是他的借口，也不好说什么。后来我遇见周天度，质问他为什么约稿又退？这样不讲信义！他却假装不知，向我表示歉意。不料事隔六七年后，一次我到许汉三家中串门，发现他有一厚册的《七君子传》，翻开一看，却见周天度、章立凡一同署名的“章乃器传略”长文。显然是把我原稿“改头换面”变作他们的文章。
我于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提交的论文是《抗战前夕的上海救国会活动》。不久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的周天度先生来找我，说他一直研究民主党派史，正在编纂“中华民国史丛稿”的《救国会》资料集，希望我提供有关先父章乃器先生的史料，我交给他一篇父亲在“文革”中所写的《我和救国会》。这部资料集后来于198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5万字，是当时研究救国会以及“七君子”活动的主要史料依据。1980年后我调人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与周先生成为同事，由于研究的旨趣相同，我与他时有交流。
此后我整理出版了父亲的《七十自述》、《抗战初期在安徽》等回忆录，并在 1984年《人物》杂志第一期发表《先父章乃器先生往事闻见录》，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逸闻，例如父亲提议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得到毛泽东采纳的经过，多年来不断被人（包括林先生在内）引用，但很少有人提及出处，我也从未告人侵权。我还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撰写过《章乃器传略》，首次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学术观点。这些工作，都是在认识林涤非先生之前完成的。
自从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起始，我一直注意搜集父亲的史料，并于1997年编纂出版了115万字的《章乃器文集》两卷本。到目前为止，我所掌握的章乃器个人资料，可以说是国内私人搜集中最完备的。
接下来说说林先生撰写的“章乃器传”。1985年左右，当时任民建、工商联两会文史办公室的特邀顾问林涤非先生来找我，说是湖北人民出版社请民建中央选派专人，撰写一本《章乃器传》，现在指定由他撰写，请我提供有关资料，我把上述父亲的回忆录和自己撰写的文字无保留地提供给他。这些资料以及周天度编《救国会》一书中的内容，在同年7月林先生送给我的《章乃器传》初稿打印本中，有多处引用，其中不少是大段原文照抄，连父亲回忆录中记忆错误的地方，他也照抄不误。而关于父亲对经济和财政金融的学术贡献的章节，更是全文抄录我的文章。
拜读这部《章乃器传》初稿之后，我颇感失望：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