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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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护者，不同之处在 于，前者主张用专政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后者主张用民主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超级国家主义，他们要建立一种有国家无社会、有单位无个人、有纪律无自由的全能主义国家或者说军营式国家。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由于获得了苏俄政府的全力推动，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三大流派进入中国
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参见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传播有一定的关系。梁启超说：“孙逸仙（文）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敏锐，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0，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之七十五，第30页）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访晤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同年10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根据他后来的说法，“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参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卷，第273页，第九卷，第355页）其实，梁启超向中国学界介绍社会主义，并不比孙中山晚。他在 1902~1904年间就写道：“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放任，其实质实主干涉也。将合人群使若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最重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之社会主义》，载《新民丛报》第46~48期，转引自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编：《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干涉与放任》，转引自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然而，梁与孙都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主张，例如后者就把民生主义放在三民主义的最后一位。
在社会主义三大流派中，最早在中国思想界形成气候的是无政府主义。1903年，张继翻译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次年又出版了《自由血》，鼓吹无政府主义尤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行为。1907年6月10日，刘师培（光汉）和何志钊（何震）夫妇在东京创办《天义报》，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后来也是“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报。该报称：“本报之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刘师培和张继等人之所以要设立“社会主义讲习会”，“是因为中国人只了解民族主义，他们并不体 谅人民生活的痛苦，同时也不寻求一次根本的革命”。刘师培表示，讲习会的计划“不仅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也要使无政府主义成为我们的目标”。（转引自高慕轲：《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载萧公权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几乎与《天义报》发行同时，1907年6月22日，由张静江出资，李石曾、褚民谊、吴稚晖主编的《新世纪》在巴黎创刊。其《发刊之趣意》称：“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之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该报宣传无政府主义，标榜反对强权、私产和宗教，主张无国界、五种界。
民国初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和组织更趋活跃，其中特别关键的一位人物是刘师复。从1912年至1915年，刘师复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与探讨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较完整地阐发了他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主张社会一切财物归公有，废除私有制，废除钱币。人人从事无强迫意义和无限制约束的生产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人人皆可自由取用之；二是废绝一切政府机构，无军队、警察，无监狱，无法律条规，凡统治性的机关一概取消，社会管理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承担。组织公会者也系普通劳动者，无压制他人之权，公会本身也无任何章程或规则以限制个人之自由；三是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设公共养育院抚养婴儿，设公共养老院照料五十岁以上老人，设公共病院调治残疾及患病者；四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权利，无论男女，皆应得最高等的教育。工作的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人每天只需工作二小时，至多四小时，剩余时间用来自由研究科学及娱乐，从而使人的体力与脑力得到均衡发展；五是世界大同，采用所谓“万国公语”，使“远近东西全无界限”。（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41页）
随后进人中国思想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刘师复曾说：“无政府党未有不主张社会主义者，故无政府主义可兼赅社会主义，社会党则多数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者，故社会主义不能代表无政府主义”。“中国近日所称之社会主义，已为‘中国社会党（江亢虎发起）所习用，其主张视欧洲之社会民主党尚不能及”。他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以吾意言之，则二氏之言，均为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也。”（转引自郑学稼：《刘师复和他的思想》，载萧公权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第181…185页）江亢虎原来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910年春，他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以整整一年的时间游历了日本和英、法、德、荷兰、比利时、沙俄等国，回国后即“倡导社会主义”。1911年7月10日，他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于11月5日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党”。江的提议获全场一致通过，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 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65…67页）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
1918年，张君劢（张嘉森）随梁启超访问欧洲，对社会民主主义研究颇有心得，并开始积极鼓吹。以至中共建党时的周恩来提出要研究“江亢虎、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后边所凭借的民众与阶级究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是为了何人？”（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1、民主主义运动；2、基尔特社会主义；3、无政府主义运动”。陈独秀则把已经传人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分为五派：“一，无政府主义；二，共产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工团主义；五，行会社会主义。”“上述五派之中，工团主义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乃是由马格斯和无政府两派合演出来的。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张阶级战争，是出于马格斯；二，不要国家及政权，是出于无政府。”“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阶级战争底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底作用。”“所以我们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第三国际刚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它到中国来发展支部时，宁肯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者联手而不愿与国家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事实上，第三国际的代表到中国后最先联系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积极参加了中共的创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指出：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马格斯，而两派底主张彼此却正相反对，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所以陈独秀选择了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没有选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之所以说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曾是强势的意识形态，有两个主要的理由。其一，它的影响面非常广。五四时期来华讲学的西方名流学者杜威和罗素异口同声地向中国人推荐社会民主主义。胡适等人心目中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化”的自由主义，也可以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异曲同工，并不相互排斥。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知 识分子明确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罗素和拉斯基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而作为实践的榜样，在1920…1930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 1940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工党。（参见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kY；…》，载《读书》，2000年第1期）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甚至连吴佩孚等军阀也曾对它发生某种兴趣。其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共产主义，在其幼稚期以及1937年取消苏维埃制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中，表现得很像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孪生兄弟。五四时期的谭平山指出：“社会民主主义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一卷第五号；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二卷第三号）俞秀松在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称他所参加的以陈独秀为首的组织是“社会共产党”。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1期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陈独秀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才改称“中国共产党”。（参见田子渝：《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陈独秀晚年在《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中说：“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