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1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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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琨对我的这个想法只是笑了笑，他也许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或者是一时冲动。但我的这个念头就像花园里葱郁的竹木一样，一天比一天强烈和真实。当然，我也只能不了了之，我说过，相对于命运，个人总是软弱的，微不足道的。我不能脱离原有的公司。至于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并未完成公司交给我的工作，如果此时突然推脱自己的责任，无疑是一种可鄙的行为。
“当时，我常和佩琨谈论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佩琨说这是侵略，我也是同意的。当然，我们的意见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我们一致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或者是侵略是不对的。我虽然是个日本人，但也认为日本的的确确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灾难，这是千真万确的，也都是我亲眼所见。我并不因我是个日本人就有意隐晦这一点。没必要。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我也不同意那种意见，其实就是佩琨的意见，他说既然这样，我就该反对日本这种违背国际正义和公理的行为。但我却很难接受他的这个意见，我觉得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就像佩琨自己，虽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由于我们身处彼此相互对立的国家，即使我们正常地交往，也难免受人诟病。我曾亲耳听见他的邻居在背后低声骂他是汉奸。这个骂他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呼声，他同样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所以，我感觉到，这一点我也对他直说了，因为我们两人都不是那种可以对朋友隐瞒什么的人，随着我在他这里养病的时间变长，他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佩琨没有回避我的指责，他承认，最近，他也常有这种感觉，所以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外地出诊，以躲避邻居和他人投来的鄙夷的目光。但他希望我不要因此而产生压力，他相信，只要是真正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我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说法。可我知道，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代，还有我们两人的身份，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友谊必将承受更多的东西，而这也许就是我们之间的两难，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两难。有时，我想，如果我是中国人，或者佩琨是日本人就好了，我们之间的争端将不复存在，但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只有一种人呢？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才成为了朋友。因此，我们彼此所能做的，不管对错，也只能是尊重对方的选择了。而做到这一点，又何尝容易？
“每次，我们在花园里边走边谈时，陈琪玉小姐都会微笑着走过来招呼我们休息一下，或者过来平息我们的争论，请我们喝一碗她亲手烹制的冰糖莲子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她对我们的讨论并非一点不懂，对现实更非一无所知，但她从不介入，对我的态度也始终如一。这也许是我能勉强在这里住下去的原因。但为了不使佩琨在当地的一些人面前感到为难，我还是在身体康复后尽快离开了个园。其实，无论是佩琨还是陈琪玉小姐，都没有让我走的意思，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可能不相信，后来有一阵子，来佩琨这里看病的人都少了很多。”
竹下先生再次沉默了下来。显然，这并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这么多年了，竹下先生的口气里还是充满了无奈，就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我想，在当初那种特殊的情况下，祖父母这样做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而从竹下先生此刻落寞的神情中，我也不难想像出他当时的痛苦，我忽然很想宽慰一下眼前这个诚挚且伤感的老人。
这时，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我扭过头，看到川口端着一个不锈钢托盘走了进来。
“不好意思，张先生，打扰你们的谈兴了。我是来提醒竹下先生吃药的。刚才我已经偷偷来过一次了，可看你们聊得正高兴，就没有舍得打扰你们。可竹下先生再不吃药，就要错过时间了。”
川口把托盘放在桌子上，上面除了一杯水外，剩下的全是各种颜色的药瓶。
“真不好意思，竹下先生，耽误您吃药了。”我看了看表，没想到已经很晚了。刚才我只顾听竹下先生讲话的内容，忘了他讲话的速度其实很慢，很轻，也很花时间。
“哦，是要吃点药，我的话还没讲完呢。”竹下先生端起杯子，接过了川口递给他的药片，“年纪大了，只能靠这些东西了。”
“张先生今天跑了这么远的路，很辛苦，是否早点休息？”川口转身向我递了个眼色。我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是想劝老人休息。
我这才注意到，竹下先生的脸上的那层因喝酒而产生的红晕早已褪去，变成了蜡黄色，他的背也佝偻了下来。
“说的是，都怪我太急了，恨不得把话一下子说完。”竹下先生吃完药，对我笑了笑，用沙哑的声音说。“那就这样，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今天就不要回去了，让川口先带你去休息，明天我们再聊如何？”
我看了看川口，他正盯着我，似乎很怕我拒绝竹下先生的建议。其实我并不累，竹下先生刚才所讲的那些往事不仅没让我感到疲倦，反而让我兴奋了起来。我很想知道接下来他和我祖父之间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而且，我发现，竹下先生尽管嘴上说叫我去休息，可好像也并不想让我离开。但他脸上的气色的确不是很好。我犹豫了一下，决定既接受竹下先生的建议也接受川口的意见，留下来。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了。”我站了起来。
川口一看我答应了，终于松了一口气。
“哈，明天看我再炒几个拿手菜，让张先生好好品尝一下我高超的手艺。”
外面的雨很大，川口打着手电筒带着我在长廊上走的时候，冰凉的雨水不时溅到我的脸上。我回头看了一下书房，发现竹下先生把轮椅推到了门前，正望着我们往前走去。从他后面射出来的灯光显得很明亮而耀眼，可以看见雨丝唰唰地从眼前划过。原来，竹下先生怕我们看不清路面，在我们出门后，把书房所有的灯都打开了。
我的心里热了一下。这是一个善良的老人。
其实我住的那间房屋并不远，转过一丛竹林就到了。川口推开门，开开灯，带我到盥洗间和卧室看了看，就告辞了。我坐在床上发了一会愣，决定去洗个澡。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像梦一样，尽管我身体上并不觉得累，心里却感到沉甸甸的，有些理不清楚。在淋浴时，我特地把凉水打开冲了冲，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可我虽然被冰冷的水流刺激得大叫了几声，也并没有能让自己的脑袋变清楚多少。
洗好澡后，我换上了川口给我拿来的一套睡衣。因为上衣的式样是日式的，有点像和服，我穿上后虽然很合身，可总觉得有点别扭。我在镜子前来回看了看自己，想到过去祖父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这里生活，就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竹下先生与祖父的友情也让人感慨，为了寻找我们一家人的下落，这十几年来，他一直都在不停地给中国的相关部门写信，而且，从我收到他第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开始到现在，每封信都是他用毛笔一笔一划亲自写成。可以想象，这些年里他写了多少封信，又消耗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而且，自从和我联系上后，他就开始不停地来信催我到日本去见他一面。但我并没有在意，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老人的客气。可今年春天的时候，突然传来他中风的消息，紧接着又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大笔钱。在随后的来信里，他说他本想亲自到中国来看望一下我们家人的，可在出发前忽然病倒，只能临时取消了这趟他期待已久的旅行。这也是他之所以寄钱给我的原因。他希望我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去日本一趟。想到他去日无多，再说，也实在没有理由拒绝这个老人的可怜的愿望，我这才认真起来。我把钱寄还给他，告诉他，我一定会尽快到日本看望他，但即使这样，也还是由于种种原因拖到了今天。
我在屋里转了转，想找个烟灰缸抽支烟，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只好去盥洗间把香皂盒拿了过来。
也许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的感情，甚至，也许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总觉得，仅仅为了和朋友的后人见一面，似乎没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
不知为什么，虽然夜已经很深，我好像一点睡意也没有，我四处看了看，发现客厅里有台电视机，旁边堆满了录像带。我打开电视机，想找个看得懂的频道随便看看，放松放松，可扫描来扫描去居然全是日语的。我有点沮丧，就拿起一盘录像带塞到了录像机里，想碰碰运气。果然，让我惊讶的一幕出现了，随着画面逐渐清晰，一部中国拍的反映抗日战争的黑白纪录片居然开始播放了起来。飞机飞过，一连串的炸弹从空中坠落，接着是像积木一样倒塌的房屋和燃烧的大火，还有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照片和他们全副武装像稻草人似的从远处一跳一跳地走来的镜头，这都是我过去看过不止一次的画面。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再看这些画面，却多少有点适应不过来。所以，我静静地看了几分钟后，就换了一盘录像带。这盘显然要轻松很多，但配音却是日语的，从画面上看，是在介绍中国的黄山。黄山我已经去过多次，显然没必要在这里再看一遍了。我就又随手拿了一盘，可这盘更让我失望，居然是教人画中国画的。这盘带子的画外音虽然是汉语，但我在看了里面的人示范了一遍画竹的方法后，再也提不起看的精神了。
我索性又拿起几盘录像带看了看贴在盒上的标签，从上面的汉字大约可以猜出，里面的内容不是谈中国文化的，就是谈中日战争的。再换几盘，也还是这样。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钟表的报时声，我抬起头认真听了一下，只有两声。夜真的是很深了。我也不禁疲倦起来，关上电视机和录像机后，我回到了卧室。我想，明天我一定要开口问问竹下先生，他是否知道我祖父的死因，因为，这才是我最想弄清楚的问题。他年纪轻轻，正当壮年，也没有遭到什么意外，怎么会突然死去呢？而且，他又是个医生，即使生病，也不会不有所觉察，可他死后，却连只言片语也没留下来。甚至，就连我的祖母陈琪玉也没留下什么东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只有等明天才可能知道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感到有一种深深的疲倦像黑色的水流一样缓缓向我涌过来，并将我一点一点地淹没。它就好比是一个迷宫，我只要迈进第一步，就再也走不回来。为了不让自己变得更加疲惫，我强迫自己从床上起来，关掉了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日光灯。
室内一下子暗了下来，可从窗外的竹林里，还透出了几线朦胧的灯光。但很快就模糊了。
这几天我一直没休息好，倒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主要是我不习惯日本宾馆面积狭小的标准间，它实在是太小了。我曾对一个韩国的朋友开玩笑说，它还比不上中国宾馆一个标房的厕所大，他说他也深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