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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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具有强烈责任意识，编写者是认真的，这两部词典是许多学者多年的辛勤劳动的结晶。王同亿完全可以在他主编的大词典上加上“规范”的字样，然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规范要本事和工夫。
如果说用处和功能，在我看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等，都是“多功能”的、“多用”的。《新华字典》可以改名为《十用新华字典》：一用是查汉字，二用是注音，三用是释义，四用是查词，五用是做文章，六用是读书，七用是辨疑，八用是繁简对照，九用是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风俗人情，十用是提高文化教养……谁能说《现代汉语词典》就只有一种用途呢？
词典的编写是老老实实的事情，词典编写者想占有市场并不错，但是，只能是、也应当是老老实实地去占有。凯撒说：我看到了，我来到了，我占领了！今天中国的词典市场上，谁敢重复凯撒的话？我想，我上面说的那几部词典的编写者是有资格这样说的：“我们看到了词典市场，我们来到了词典市场，我们占领了词典市场。”
滇西北文明：正被揭示的与将被毁灭的
■ 老 峡 萧亮中
问（老峡）：首先祝贺你的新作《车轴》问世。记得在2000年，《南方周末》地方版曾发表过你的一篇题为《车轴村风俗观察记》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车轴村的一个小片断，而《车轴》一书又写到这个村落。你是如何想到这一个村落的？
答：（萧亮中）云南中甸是我的家乡。我从小就浸染了其中的多元文化。学习人类学后，我更是发现这样的文化形态在西南一带是一个很普遍的类型，而这又与移民和土著、中央和边疆政治力量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在新时期，这样一个小村落对全球化的反应也非常值得研究。按照人类学的惯例，我照例要选取一个村子做调查，从民族志的角度来以小看大。就我个人来讲，我首先是一个当地人，但又有着异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经历，并经过一定的人类学科班训练。我想，自己能不能尝试去跨越“外来者”和“当地人”两种不同的角色？这种尝试也包括去跨越外来人类学者和本土人类学者各自的研究局限。
问：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答：我希望能在保持一定距离和客观化的同时仍然有一种亲切感。人类学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参与观察。参与观察其实就是一种学文化的过程：调查者要不断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这样才会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文化和行为。照我原先的想法，我认为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一个调查者进入社区，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生理、价值观这样一些变化，而我一直认为这些对我是应该没有障碍的。
问：我认为你是在城乡之间自由地穿行……
答：可以这样说吧。但尽管我在语言和生理上能很愉快地进入当地社区，但我还是觉出了自己的不适，像价值观这类东西，我就已经与当地人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一点我起初也没有想到。
问：你毕竟从金沙江边走出来一些年头了。
答：是吧。我在适应城市的同时也与乡村发生了一定疏离。所以，我也一直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角度，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就拿访谈内容来说，我设计了框架，重点设计了一些很感兴趣的问题，但当地的老百姓却觉得有些问题没有意思，也理解不了，或者干脆就无法回答；而他们觉得有意思的，我却又一直在熟视无睹。
问：我觉得你还是最大限度地走了进去，对村落有了一定的真实描摹。我想这是不是与田野调查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你在书里一直强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似乎有一种学科“准入证”的味道。我想问这里的田野调查有什么具体要求和规范？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各种对文化的探寻方法和田野调查的区别？
答：这里有个前提，作为民族志来说，如果我们从“记载”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志”，那就应该是完全真实的，是对地方文化的实录。但尽管这样，学界对人类学作品的真实性争论还是由来已久，个别人从田野调查资料推演得出的文化原理也会受到其他人的质疑。客观地讲，每个人从自己角度出发的研究其实都先天地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样的视角表现在作品里，也是对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诠释，但这样的诠释是要能自圆其说的。学者认知文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人类学有一套独特的手段，那就是严格要求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材料。因此，田野调查也被称为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如果是在这个层面说，它被称为“准人证”也未尝不可。田野调查有一套严谨的规范：包括与被调查对象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参加日常生活，建立社会关系，还要随时随地进行单调、费时的观察记录。更为苛刻地是，由于调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地方族群进行缜密观察并做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对调查时限都有着严格限制，这就是至少要求调查者在被调查社区度过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的生活。
问：这样看来，人类学家与记者采访和文人采风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绝不是到处跑来跑去，而是要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来，集中精力应付琐碎的日常生活。
答：当年就有个叫霍滕斯·波德马克（Hortense Poudermaker）的人类学家在《陌生人与朋友——一个人类学家的心路历程》（Stranger and Friend：The Wayof an Anthropologist，New York：W．W．Norton pany；1966）一书里提到她在澳大利亚莱苏岛田野调查的故事。她说尽管身体健康，资料收集也越来越多，但实在无法忍受贫乏无味的生活。她甚至提到，当两个陪同的人离开时，自己就像独处的鲁滨逊，甚至还没有仆人“星期五”。确实，田野工作有一点显得非常绝对和必要——要耐得住寂寞；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日复一日的参与观察中，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人性与文化。人类学的作品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会不断地反观自身，对自己遵循的文化体系提出质疑、修正。这和书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我想这也可以被视为人类学人世的一种表现。
问：读《车轴》一书，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新意。比如你对当地“家号”的总结就非常有意思。
答：家号是我在车轴田野调查中比较得意的一个发现。这要感谢当地几位非常关键的报道人。家号是至今仍在当地民间使用的一种与汉姓、家族不同的认知体系，这方面的研究尚无人触及。家号对住户畛别有着明显的标识作用，这类同姓氏的某些功能，但它仍在各个层面与姓氏截然不同。简单说，家号是一些原生态和直接描摹的没有经过修饰的标识符号；而姓氏则是经过简约、抽象化的畛域系统，即便这样的畛域性也有逐渐模糊的趋势，就像民谚所说的“同姓不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样相反的提法。还有，姓氏是固定在血缘群体上，除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因为迁徙或者其他原因改变；而家号相反，即便住户迁徙或另换屋基，家号也不会跟着“带走”。车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原住户迁走后，新到户往往承袭了原住户的家号，接着唤作“某某家”。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表明这种限定发生了变化。这与改土归流后汉人和其他族群移入对传统家号体系的影响相关。纳西族家号是一个绵密而又系统的认知体系，在汉姓进入纳西社会之前，社区完全靠这一套系统区分自己与他者。汉文化或者说是姓氏文化和汉人的家族观念进来后，这一套体系曾有过积极的文化调适。像对早期迁到当地的客籍户，一定会对他们冠以一个家号，但后期移民就直接用上“李家”、“陈家”这样的汉姓称呼。
因此，接下来就有大量的“家族袭夺”现象发生。家族袭夺让家族制与家号系统相互作用，但双方并没有相互替代，最后的结果是一种互补；只是相对来看，家族更为彰显，而家号则相对隐性一些。袭夺现象让我们看到父权制的发展对一个地方社区文化习俗的巨大影响。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但又隐身于日常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力量。
问：你这里的袭夺概念是从地理学借用过来的。你是怎样把两者关联起来，并提出这样一个新概念的？
答：说来有意思。我在车轴村调查了一段时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也接触到了大量的这一类个案。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可能会有一个突破。一天我到石鼓镇赶集。石鼓在江边一带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能拍一张整个长江第一湾的片子。我在对面的村里歇了一晚，第二天和几个朋友往山上爬，最后几乎是爬到了那一带最高的一座山头。我见到金沙江以石鼓为中心，绕一个“V”字型大拐弯转而北上。我为长江第一湾的地貌震撼了。这个地貌曾长期被解释为河流袭夺。有了这样的意向，我回到车轴后就自然地将家族结构变迁中夺取承祧、财产甚至家号、屋基等有形无形资源的现象与“袭夺”概念联系到一起。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非常有意思的：被袭夺家庭发生了承祧断裂，它重新续过袭夺家庭的承祧甚至祖先代际序列的记忆，而这又与袭夺河和被夺河的特点何其相似，甚至可以将它与河流袭夺的各个概念一一对应起来。很多被袭夺家族消失了，但它们的一些特征会保存在袭夺家族中，形成一种新的“合成文化”；就像河流袭夺发生后，我们可以在断头河的河谷形态沉积物中觅见昔日的影子。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来，很多调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问：读这本书，觉得文本上同样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你不断地穿梭于故事内外，从作者到读者都能共享文本的内容。你在作品中也没有一味地追求标准的论文写作，也不像时下流行的散写体，一抒发起感觉来就开始无边无际。你的书里既有对话、杂感、随笔，同时也有标准的结论。
答：我是希望能尽量给予读者一些更多和更直观的素材，引发读者的思考，所以我做了一些文体转换的尝试，这样的努力确实还等着读者们的批评。
问：你把车轴村的变迁概括为自在社区、新边疆和后革命这样渐次推进的过程，而这其中又有清楚的前国家、国家和全球化三个不同时期。你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
答：在对车轴的历史进行剖析时，我对改土归流进行了很细致的考察。这样的事件在正史中是从权力中心外延的单维向度来思考。其实改土归流对西南一地的影响非常巨大，它带来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仍然影响到今天的当地族群。对车轴这样的村落来说，它的影响力恐怕只有1950年和平解放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