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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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的唁电为什么赞其“大义炳耀”、“流芳万古”？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居然是模仿张作霖的奉军的《大帅练兵歌》；章士钊预言：“党人不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章士钊与李大钊是密友，因为章士钊的推荐，年轻的李大钊才得以接任章氏的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务；“总理无奈书生何”，“北洋时代，智识阶级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国民党审判陈独秀，陈在自我辩护时不仅阐明反对国民党并非等同于反对国家，因而要求法庭宣告自己无罪，而且还要求赔偿自己在押期间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更多的则是具有翻案性质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良史笔法：“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指袁世凯）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视野的根本原因”；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忍辱签定“议决各条”以后，他命人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段祺瑞任“临时总执政”以后，“立即主持草拟新宪法，召集各路诸侯参与善后会议”，恢复国会，整顿政治，遣散军队，改革税制，增加教育经费，查禁鸦片；段祺瑞向日本人借款，打的主意却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三一八”事件背后有苏联人的阴谋；“反动军阀”吴佩孚竟然是一个民族气节极重的硬汉子，一生坚守“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苏联人在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代理人居然是吴佩孚，李大钊奉命与吴佩孚联络以洽谈合作；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当着日本人的面，张作霖笑骂：“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孙中山与张作霖关系良好；病危之际的孙中山满怀忧虑地告诉张学良：“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中共的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们秘密带来的；大革命失败，中共领袖陈独秀一点错都没有，“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了‘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类似这样的精彩“发现”，不胜枚举。
　　我们拣几个重大问题来看。
　　其一，袁世凯是否“窃国大盗”？
　　武昌首义之后，不独清政府、外国势力看中了袁世凯的能耐，就连湖北军政府也瞄上了袁世凯，认为他是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选，黎元洪亲自致信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致电，促袁“回旗北上，犁扫虏廷”，并许以归心：“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很明显，时人深知袁氏的能量，并充分认识到推翻清廷绝非指顾问事，非袁氏出来大显身手，“革命”成功必然大费周章。
　　袁世凯出山以后，果然一切顺遂。革命党人也信守承诺，在选举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时，代表十七个省的十七位议员无一例外地投了袁世凯的票。袁氏以全票当选，其受信任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孙中山——此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才得了十六票！怪不得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向袁氏如此祝贺：“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唯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后来，孙中山、黄兴应袁氏之邀，分别到北京与袁氏共商国是。多次晤谈以后，孙中山感慨不已：“今日之中国，唯有交项城治理。”黄兴也认为袁氏“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孙、黄可不是轻易许人的，既然他们如此论断，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袁世凯获得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呢？
　　其二，黎元洪是个怎样的人？
　　按照现行历史教科书的描述和权威工具书《辞海》的记载，黎元洪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因缘时会，他莫名其妙就成了辛亥革命领导人，继而一再侥幸，由鄂军大都督而副总统、而总统，然后又因“府院之争”而不敌段祺瑞，灰溜溜地下台。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大致就是这些。
　　果真如此简单？黎元洪只是一个概念化的符码么？
　　出身军人家庭的黎元洪，十九岁时投考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海战，三十岁的黎元洪不仅参加了，而且在“广甲”号军舰被日舰击沉之际死里逃生，侥幸生还；随后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进入张氏创办的“延才馆”，其治军才干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军事，眼界大开；十年奋斗，跃升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彰德秋操”与太湖对抗赛，他统率的“南军”两度战胜袁世凯的爱将段祺瑞统率的“北军”；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不屑于趋炎附势、投机钻营，自张之洞离开湖北，他就一直耗在“协统”职位上，却能一次性拿出半年的薪水救济汉口灾民；对上级不卑不亢，对部下却关爱有加；《辞海》指斥他“在新军中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他多次宽容参与革命党活动的护兵、学兵……在湖北军政界，他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对下属的宽厚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才首先想到让他来主持大局。
　　不错，黎元洪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武昌首义后，他还亲手杀死过前来报信的起义士兵（这是他在革命中的最大罪过）。在被强行推举为都督以后，他还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了，且看他的宣誓：“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被袁世凯逼迫，他不得不赴北京就任副总统以后，千方百计拒绝袁世凯的拉拢，屡次要求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参谋总长职务；入住东厂胡同以后，更是拒领副总统月薪、公费，并请求裁撤“副总统办公处”；袁世凯“称帝”以后，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他为“武义亲王”，而他却便装面对前来祝贺的权贵，口称袁氏为“大总统”，并拒绝受封：“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断不敢冒领崇封，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袁世凯命人来给他裁制“亲王”朝服，他以一句“我非亲王，何须制服”打发了事；闻知蔡锷举义旗，他击节赞叹：“松坡不愧英雄本色！”——为了维护民国政体，他执拗地捍卫着正义的尊严与个人的气节。
　　袁世凯死后，他接任大总统。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崇尚者，向往西方民主制度，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拟按美国模式在中国实行地方分治，并延请李大钊参与起草有关法案；倡导并力行“好人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
　　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被迫离开政坛后，他在天津做寓公，投身商海，经营房地产、金融、矿业等，先后投资的实业达七十多个，而且大获成功。获利之后，他仗义疏财，颇多善举，尤其热中投资教育。
　　他的临终遗言尤有意味：“……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幸免各趋极端；……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以法治范围全国……”
　　作为政治家，生当那个武人专制的时代，貌似武人而实为文人的黎元洪是玩不转的，所以，他屡屡被军事实力派逼迫得仓皇逃窜。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确实有诸多难得的禀赋与见识。当他接任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曾对他有过一句考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真是知人之言！
　　其三，李大钊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与他的威望极不相称？（第343～355页）
　　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李大钊，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享誉一时。他还协助《晨报》开设过“马克思研究”专栏。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十分向往，热情讴歌。所以，1920年4月，当苏联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以记者身份到达北京时，北大的一位俄籍教授介绍李大钊出面接待。李大钊随后又介绍维氏去上海会晤陈独秀。后来，他还亲自带队去过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李大钊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一大”，“南陈北李”都没有与会，但陈独秀缺席当选中央局书记，而李大钊没有任何职位。“二大”时，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而李大钊只是一名候补委员、北方区负责人之一。“三大”是李大钊参加的唯一一次党代会，他终于成为九名中执委之一。“四大”时，李大钊仍未参加。“五大”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在北京就义。
　　李大钊不仅极少参加党代会，而且在党内的地位很低，比他的学生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等人都低。为什么？
　　李大钊“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刘半农所撰碑文语），素以好脾气著称，因而颇能团结人。以他的信仰、性格、学问、身份、地位，为什么就不被信任呢？
　　他曾多次奉“远方”之命进行重大筹划：苏联人想“亲吴（佩孚）疏孙（中山）”以反段（祺瑞），他就去联络吴佩孚；等到吴佩孚弹压了“二七大罢工”，苏联人转而“联孙倒吴”时，他又忍辱负重地忠实地去推行“国共合作”，一方面劝说党内同志（包括陈独秀）遵从“远方”的指示，一方面亲往上海与孙中山结盟，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随后还在国民党内担任了显赫的职务。
　　可是，“远方”总是押错宝：“二七大罢工”的失败宣告了“联吴”的失败；1927年的“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则昭示了“联孙（包括随后的蒋、汪）”蜜月的结束。在“远方”的“英明领导”下，力行的李大钊劳而无功。
　　中共前六次党代会以及遵义会议以前的所有重要会议，都是在“远方”的代表的上一操纵下举行的，——没办法，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短，那时中共的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是“远方”提供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既然“远方”始终不满意李大钊，他当然无法在党代会上获得地位。加之他是社会名流，与上层社会关系复杂，更使苏联人怀有戒心。“南陈北李”这两位中共的元老、领袖最终都成了替罪羊，被“远方”抛弃。
　　“远方”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挖空心思地利用中国人为其驱驰，斯大林宣称“要利用他们（指蒋介石等），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却不料反被蒋介石所用，把他给“挤干”、“扔掉”了。冯玉祥、汪精卫也像蒋介石一样，分别玩了斯大林一把。只有那些底气足、本钱雄厚的“军阀”如吴佩孚、张作霖辈，才压根儿不吃他那一套。“英明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