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8-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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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思）

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彭定安
　　我是1935年11月入党的，与蒋南翔同志差不多时间，他可能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是周小舟同志介绍入党的。小舟同志是师大学生，1935年夏毕业，毕业后在两吉中学当教员。　
　　首先谈一点我所知道的有关党的领导问题。　
　　北平市委于1934年8月被破坏，市委成员被捕。这件事聂真同志可能知道。梁寒冰同志也可能知道。我因当时尚未入党，不清楚细节，是事后听彭涛同志说的。　
　　北平市委被破坏后，当时北方局指定北平团市委暂时代替市委的领导工作。团市委是王学明同志负责，他当时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已去世。　
　　团市委组织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没有正式的市委。临委委员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有王学明，还有彭涛同志。当时他姓庞，已去世，是辅仁的学生；他爱人是高慧如同志（现患鼻咽癌，化工部医药局局长）是师大女附中的，与彭涛同志同居，是跑交通的。　
　　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是周小舟同志。我是从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而后加入党的。1934年底放寒假时，我和蒋南翔同志由周小舟同志介绍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当时北平有世界语学会，清华有分会，我是学世界语时与周小舟认识的。1935年11月，小舟同志又介绍我入党。　
　　那时北平有公开的世界语学会；学会里面有两派势力，一派是和平主义者，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平主义派比我们学世界语学得好些，因为他们不搞别的活动，强调学习，出刊物；我们是想通过世界语学会搞革命活动。当时有两个口号：他们的口号是：“PerEsperanto　porpeace”；我们的口号是：“Per　Esperanto　Por　Soeialismo”。世界语学会开训练班，清华有人参加。清华世界语分会负责人是李选青，是中间偏左的群众。我在训练班与周小舟同志相认识。蒋南翔、陆璀同志也参加了训练班。我有一张学世界语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撕了。后来，小舟同志又发展我们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记得是在1934年底寒假参加的，蒋南翔、黄诚、吴承明都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　
　　1935年8月，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这是临委成立后的一个公开组织，对外公开活动，并且是向国民党社会局立过案的，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1935年8月，在西山召开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者有：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和我等人。黄敬当时尚无党的组织关系，原名俞启威。过去是青岛大学学生，1932年在青岛被捕，后由其叔俞大维（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于1933年从济南反省院保释出来到北平的，考上北大数学系。郭明秋是女一中的（原名郭桂英），团市委组织部长。当时正值黄河大水灾，由于国民党宪兵三团在北平，难于公开活动。因此，我们就决定由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它进行公开活动。　
　　关于北平各校学生会，取得学生会领导权的有清华、燕京和东北大学。　
　　在清华，我们是利用暑期同学会取得领导权的。放暑假期间，不少同学回家了。别人要走，我们不走，搞统一战线活动，就取得了领导权。当时推了一位中间群众，叫刘毓珩的当学生会主席（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改名陈其五），我是以清华暑期同学会的代表名义参加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为什么放在女一中？以它为中心？当时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还没有嫁给谭平山，后来与谭平山结婚（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已去世），她在教职员中比较左一点。她在女一中后院给了我们一个大房间活动，所以赈济会就设在这里。水灾赈济会推选了一个不问政治的女一中学生吴闺箴来当主席。这是郭明秋出的主意。　
　　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学生，公开在街上为救济水灾募捐，于是有二三十个被搞垮了组织的学校逐渐集中起来了，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大约募捐所得有二千来元（白洋）。我们送了一部分捐款给山东，是派了一个代表团送去的。清华社联的牛荫冠同志是代表之一。留约500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一二·九”后，宋庆龄送了一笔钱，约100多元。是通过张申府送来的。北平的一些左翼教授也捐了几百元。这些就是我们搞“一二·九”的活动经费，如印传单之类，就靠这些钱。　
　　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北平临委中有争论，分裂成两派。一派以王学明为代表，一派以彭涛为代表，周小舟不是临委委员，但他是支持彭涛的观点的。现在看来，王学明是代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们不赞成搞统一战线，不赞成发动群众运动，不承认处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不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坚持要提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和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也不赞成争取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说这个口号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彭涛，包括小舟和我们这些刚入党的新党员，不赞成他们那些口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与之相对立的。　
　　由于对形势看法上的分歧，临委分裂了，连开会都开不起来。　
　　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即“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过去有人说是清华提出来的，不对。这是燕京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由燕京的陈絮负责起草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来的。这不是清华的发明权，不能掠人之美。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正式成立。当时为了提出口号，争论得很厉害。当时学生是很解放思想的。我们的口号来源基本上是自己思想上的认识。但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通讯》（英文）、《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并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　
　　这些英文刊物怎么看到的呢？当时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有一个法国人办了一个法文图书馆，实际上是书店。卖英文书籍，也卖《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还有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我们懂英文，书店又是公开卖，所以我们进去看，看了就买回来。看到这些，我们真有点如获至宝。《八一宣言》中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明确的，我们受到它的影响大。　
　　北平临委开不成会，彭涛就多次催王学明开会，他不开。怎么办？彭涛就来和我们商量，我们说他不开会就自己干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第一次召开会议。地点在中国大学。会议指定燕京的陈絮起草宣言。选举了郭明秋为学联主席。学联设在女一中，这也与女一中校长提供活动地方有关。这是我们在城内活动的唯一据点。印刷学联的刊物或传单，是由北池子的一个私商办的“大学出版社”承担。由于是私商，他愿承印，多收一倍钱，替我们保密。《清华周刊》也是这里印刷出版的。　
　　我是作为清华学生会的代表而作了北平学联秘书长。当时清华学生会的领导权在我们的手中。为什么能如此，因为我们曾发动了一个反对拖尸（TOSS）运动，得到了一年级学生的拥护，因为一年级学生最多。所谓拖尸，是美国大学的风气，高年级学生欺负一年级学生的办法，完全是恶作剧。一是把新同学抬起来，如反抗，就扔到体育馆游泳池里；二是开联欢会时，各年级都戴上帽子，但给一年级学生戴上一顶绿帽子。一年级学生意见很大。我们一年级进步学生比较多，开联欢会时，我们拒绝戴，把绿帽子撕掉了。高年级（四年级）同学说我们一年级新生破坏传统，扬言要打我们。我们一年级学生也不甘示弱，还准备武斗，搞了一些石灰、棍子。我还买了一把刀子。这样，就把一年级学生团结组织起来了。我们这些人，黄诚、吴承明（后来脱党，到了美国，参加了国民党，现在还是为党积极工作的）、杨述、杨学诚，都是1934年十级的积极分子。　
　　“一二·九”的情况：　
　　当时北方局派了一个联络员来，与我们取得了联系。联络员叫李常青。他找临委几个人谈话，他两边都听，既听王学明的，也听彭涛的，也找我谈过话，但不表示态度。　
　　那时北方局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李大章。在“一二·九”运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我感到北方局无明确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我们组织了一个事实上的核心小组，但无名义。有四个人：彭涛是头，黄敬（他当时未恢复组织关系，“一二·九”后才正式恢复），还有郭明秋（她当时不是党员，是团市委组织部长）和我。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担任北平学联总交通的是孙敬文同志（镜湖中学学生，现任化工部部长），他联系各学校。　
　　当时联系的渠道除极少数党的组织外，一是民族武装自卫会，一是黄河水灾赈济会。我也与很多学校的人见过面，谈过话，但不固定，不如孙敬文同志知道多。　
　　为什么运动确定在“一二·九”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搞所谓华北特殊化。我们就定在这一天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我们四个人中，黄敬最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