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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炎黄春秋200908-第23章

小说: 炎黄春秋200908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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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思)

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彭定安
  我是1935年11月入党的,与蒋南翔同志差不多时间,他可能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是周小舟同志介绍入党的。小舟同志是师大学生,1935年夏毕业,毕业后在两吉中学当教员。 
  首先谈一点我所知道的有关党的领导问题。 
  北平市委于1934年8月被破坏,市委成员被捕。这件事聂真同志可能知道。梁寒冰同志也可能知道。我因当时尚未入党,不清楚细节,是事后听彭涛同志说的。 
  北平市委被破坏后,当时北方局指定北平团市委暂时代替市委的领导工作。团市委是王学明同志负责,他当时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已去世。 
  团市委组织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没有正式的市委。临委委员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有王学明,还有彭涛同志。当时他姓庞,已去世,是辅仁的学生;他爱人是高慧如同志(现患鼻咽癌,化工部医药局局长)是师大女附中的,与彭涛同志同居,是跑交通的。 
  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是周小舟同志。我是从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而后加入党的。1934年底放寒假时,我和蒋南翔同志由周小舟同志介绍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当时北平有世界语学会,清华有分会,我是学世界语时与周小舟认识的。1935年11月,小舟同志又介绍我入党。 
  那时北平有公开的世界语学会;学会里面有两派势力,一派是和平主义者,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平主义派比我们学世界语学得好些,因为他们不搞别的活动,强调学习,出刊物;我们是想通过世界语学会搞革命活动。当时有两个口号:他们的口号是:“PerEsperanto porpeace”;我们的口号是:“Per Esperanto Por Soeialismo”。世界语学会开训练班,清华有人参加。清华世界语分会负责人是李选青,是中间偏左的群众。我在训练班与周小舟同志相认识。蒋南翔、陆璀同志也参加了训练班。我有一张学世界语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撕了。后来,小舟同志又发展我们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记得是在1934年底寒假参加的,蒋南翔、黄诚、吴承明都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 
  1935年8月,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这是临委成立后的一个公开组织,对外公开活动,并且是向国民党社会局立过案的,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1935年8月,在西山召开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者有: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和我等人。黄敬当时尚无党的组织关系,原名俞启威。过去是青岛大学学生,1932年在青岛被捕,后由其叔俞大维(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于1933年从济南反省院保释出来到北平的,考上北大数学系。郭明秋是女一中的(原名郭桂英),团市委组织部长。当时正值黄河大水灾,由于国民党宪兵三团在北平,难于公开活动。因此,我们就决定由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它进行公开活动。 
  关于北平各校学生会,取得学生会领导权的有清华、燕京和东北大学。 
  在清华,我们是利用暑期同学会取得领导权的。放暑假期间,不少同学回家了。别人要走,我们不走,搞统一战线活动,就取得了领导权。当时推了一位中间群众,叫刘毓珩的当学生会主席(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改名陈其五),我是以清华暑期同学会的代表名义参加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为什么放在女一中?以它为中心?当时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还没有嫁给谭平山,后来与谭平山结婚(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已去世),她在教职员中比较左一点。她在女一中后院给了我们一个大房间活动,所以赈济会就设在这里。水灾赈济会推选了一个不问政治的女一中学生吴闺箴来当主席。这是郭明秋出的主意。 
  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学生,公开在街上为救济水灾募捐,于是有二三十个被搞垮了组织的学校逐渐集中起来了,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大约募捐所得有二千来元(白洋)。我们送了一部分捐款给山东,是派了一个代表团送去的。清华社联的牛荫冠同志是代表之一。留约500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一二·九”后,宋庆龄送了一笔钱,约100多元。是通过张申府送来的。北平的一些左翼教授也捐了几百元。这些就是我们搞“一二·九”的活动经费,如印传单之类,就靠这些钱。 
  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北平临委中有争论,分裂成两派。一派以王学明为代表,一派以彭涛为代表,周小舟不是临委委员,但他是支持彭涛的观点的。现在看来,王学明是代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们不赞成搞统一战线,不赞成发动群众运动,不承认处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不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坚持要提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和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也不赞成争取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说这个口号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彭涛,包括小舟和我们这些刚入党的新党员,不赞成他们那些口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与之相对立的。 
  由于对形势看法上的分歧,临委分裂了,连开会都开不起来。 
  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即“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过去有人说是清华提出来的,不对。这是燕京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由燕京的陈絮负责起草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来的。这不是清华的发明权,不能掠人之美。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正式成立。当时为了提出口号,争论得很厉害。当时学生是很解放思想的。我们的口号来源基本上是自己思想上的认识。但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通讯》(英文)、《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并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 
  这些英文刊物怎么看到的呢?当时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有一个法国人办了一个法文图书馆,实际上是书店。卖英文书籍,也卖《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还有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我们懂英文,书店又是公开卖,所以我们进去看,看了就买回来。看到这些,我们真有点如获至宝。《八一宣言》中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明确的,我们受到它的影响大。 
  北平临委开不成会,彭涛就多次催王学明开会,他不开。怎么办?彭涛就来和我们商量,我们说他不开会就自己干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第一次召开会议。地点在中国大学。会议指定燕京的陈絮起草宣言。选举了郭明秋为学联主席。学联设在女一中,这也与女一中校长提供活动地方有关。这是我们在城内活动的唯一据点。印刷学联的刊物或传单,是由北池子的一个私商办的“大学出版社”承担。由于是私商,他愿承印,多收一倍钱,替我们保密。《清华周刊》也是这里印刷出版的。 
  我是作为清华学生会的代表而作了北平学联秘书长。当时清华学生会的领导权在我们的手中。为什么能如此,因为我们曾发动了一个反对拖尸(TOSS)运动,得到了一年级学生的拥护,因为一年级学生最多。所谓拖尸,是美国大学的风气,高年级学生欺负一年级学生的办法,完全是恶作剧。一是把新同学抬起来,如反抗,就扔到体育馆游泳池里;二是开联欢会时,各年级都戴上帽子,但给一年级学生戴上一顶绿帽子。一年级学生意见很大。我们一年级进步学生比较多,开联欢会时,我们拒绝戴,把绿帽子撕掉了。高年级(四年级)同学说我们一年级新生破坏传统,扬言要打我们。我们一年级学生也不甘示弱,还准备武斗,搞了一些石灰、棍子。我还买了一把刀子。这样,就把一年级学生团结组织起来了。我们这些人,黄诚、吴承明(后来脱党,到了美国,参加了国民党,现在还是为党积极工作的)、杨述、杨学诚,都是1934年十级的积极分子。 
  “一二·九”的情况: 
  当时北方局派了一个联络员来,与我们取得了联系。联络员叫李常青。他找临委几个人谈话,他两边都听,既听王学明的,也听彭涛的,也找我谈过话,但不表示态度。 
  那时北方局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李大章。在“一二·九”运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我感到北方局无明确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我们组织了一个事实上的核心小组,但无名义。有四个人:彭涛是头,黄敬(他当时未恢复组织关系,“一二·九”后才正式恢复),还有郭明秋(她当时不是党员,是团市委组织部长)和我。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担任北平学联总交通的是孙敬文同志(镜湖中学学生,现任化工部部长),他联系各学校。 
  当时联系的渠道除极少数党的组织外,一是民族武装自卫会,一是黄河水灾赈济会。我也与很多学校的人见过面,谈过话,但不固定,不如孙敬文同志知道多。 
  为什么运动确定在“一二·九”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搞所谓华北特殊化。我们就定在这一天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我们四个人中,黄敬最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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