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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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忘了，斯宾格勒是一个观相学家，一个以内心的天眼透视过去和未来“面相”的思想家。若是依据他的文化阶段的划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时期，正处于他所说的“文明”的阶段，文明阶段的一个标志就是世界都市的出现，而后现代文化一定意义上说不就是世界都市的文化吗？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对这种世界都市的心灵的描述，也看到了他对这个文明的未来命运的“面相”的透视，从这些描述和透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犬儒式的眼光，一种超然于时代之外的冷峻。今天的我们已经彻底地成了“文明”的奴隶，已经完全地丧失了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决断力，而这恰恰就是斯宾格勒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与“后现代”所能发生关联的境域。一个反后现代的后现代理论家也终归是后现代的，这就是后现代的魔鬼逻辑，斯宾格勒是反后现代的，可他不是后现代的，所以他能够逃出后现代的逻辑，以观相的慧眼目击“后现代”的“面相”。在此，我们再用两个例子来看一下斯宾格勒的这种观相的艺术的透视力量。一个是关于民主政治的，一个是关于新闻报纸的。
斯宾格勒认为，政治是生命的存在川流借以维系自身、发展自身并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必要手段，政治生活即是人类决定自身将成为一种命运还是将遭受一种命运而作的伟大的决断，是各个民族借以完成其历史的一种形式。在一切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统治权力都是预定的，严格地保持着家长式的和象征性的形式，所谓的政治改变，只是在既定形式中的一种“派系”更替，固有的神圣秩序是不可改变的，因为那是上帝所赐予的。但是，随着世界城市以及“第三等级”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政治的形式”变成了争执的对象。才智和金钱的力量起来反对血统和传统，政治的主体不再是有机地自然形成的“等级”，而是组织起来的“政党”。“政党纯粹是一种城市现象”，自从城市脱离乡村以后，各处的等级政治就都让位于政党政治。政党总有一个“纲领”，它以“人民”的名义通过政党政治的各种策略，如演说、报纸、出版等，把这纲领灌输给人民，直到它们真正代表人民的呼声为止；政治与社会理论也是政党政治的基础之一，但却是一个必要的基础。这类学说是“真”还是“伪”，这对于政治史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政党政治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是：这类学说是否有效，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效，以及其效力能持续多久，等等。因为人们若是相信，现实可以通过一套概念体系来加以改良，则这信念本身就会变成政治必须加以考虑的一种真正的力量。“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限相信理性万能的时代。自由、正义、博爱、进步，这些伟大的一般观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理论即是福音书。而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并不是仰赖于逻辑前提——因为一个政党的群众既不具有批判能力，也不具有脱除影响、严肃地验证理论的超脱能力——而是仰赖于它们的关键词所具有的神秘本质。……在那段时间里，它却具有新的天启那般的全部不可抗拒的力量。群众皈依它，狂热地迷恋着它的词句及其传道者，甚至到营寨、战场和绞架上去献身；他们的目光注视着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彼岸世界，而枯燥乏味、一本正经的批评则似乎是卑鄙的、不敬的、该死的。”但是，这些抽象理想的力量，在时间上不会超过政党政治的两个世纪，它们的终结，不是由于被驳倒，而是由于被厌弃，人们最后不是放弃了这种或那种理论，而是放弃了对任何一种理论的信仰，以及那种认为不如意的现实可借概念加以改良的空洞的乐观主义。由此，斯宾格勒说，这种厌弃早已致卢梭于死命，不久也将致马克思于死命。
其实，在世界城市时代，真正左右政党政治的还不是理论和口号，而是一种更加现实的力量——金钱。金钱不仅控制了世界城市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也控制了他们的政治生活，一句话，“只有当人们有钱时，才能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斯宾格勒说：
“民主政治和财阀政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希望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知与行。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导者事实上都是使金钱发生效力的帮凶，可他们却去绝望地反对金钱，这一战斗真是一出悲喜剧。要尊重大多数人——体现在人人平等、自然权利、普选等原则中——如同舆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一样，不过是无阶级者的阶级理想。这些都只是理想，而实际上，舆论自由还涉及到舆论的准备，那是要花钱的；出版自由则存在一个拥有印刷机的问题，这也是与金钱有关的；随选举权而来的是拉选票，在这里，也是谁花钱，就由谁作主。观念的代表总只能照看到一方，而金钱的代表却能对另一方也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只有靠金钱才能发挥效用。”
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所谓的“普选权”的观念。普选权，表面上是“民众自决”，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漂亮的辞藻，选举早已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因为那所谓的选民不过是一些无机的存在，没有形式，没有传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真正的权力完全旁落到新兴的政党领袖的手中，这些政党领袖通过一切智性的强制机器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他们把舆论仅仅当作一种可以制造出来、用来打击对手的武器。
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竞选。在古典时代，例如罗马，竞选是在广场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的，为了拉选票，候选人用尽了各种手段：煽动悲情的啜泣，对观众的无耻奉承，对对手的恶意攻击，华丽的辞藻，拉拢人心的礼品，甚至使用恐吓和打击，等等；而处于“同时代”的英美的民主政治，除这些手段以外，现在还利用才智和金钱发明了新的“远程武器”——报纸和电台，在这里：“人们再也不必面对面说话；出版及其同行新闻电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全部的民族和整个大陆的醒觉意识置于由论点、口号、观点、情景、情感所汇集成的震耳欲聋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一个自我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智性的东西的纯粹函数。从政治上看，金钱并不是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它不会把自己变成请帖和美酒。它变成了力量，它的多寡决定了它能发挥影响的强度。”
在此，重要的不是斯宾格勒对民主政治所怀有的那种贵族式的愤懑之情，而是他透视这一政治形式时所展示的现代心灵的特征：无机性、反历史性、浅表性等等，而这一切与后现代的心灵并无本质的差异，而只有程度的差异，且是愈演愈烈。并且，在此，斯宾格勒提到了报纸的作用。我们进一步需要看一下他对“报纸”这一文明时代的载体作的形态学描绘，这整个地就是对“后现代”的一次观相式的诊断。
斯宾格勒讨论过一个重要的概念——语言。但他的讨论并未局限在18世纪以来欧洲语言学家的范围，即把语言视作一个实体或原子性的存在，通过对字词、句法或文法的分析去探究语言的内部规律。他是把语言视作文化现象中的一个单位、视作一种表现和交流的工具，来考察其形式的发展，也就是说，他关注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作为一种传达手段的方面。他认为，人类的语言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表现，即为了在世界面前实现自己，为了对自己显示自己的存在，他把这称之为出自于生命本然的需要的“表现性的语言”；另一种则是为了让自己能被确定的存在所了解、为了在醒觉存在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的语言，他把它称之为“交往性的语言”。表现性的语言仅仅证明了一个“我”的存在，而交往性的语言则假定了有个“你”的存在。表现技术的基本单位是“动机”，交往技术的基本单位则是“符号”。
在前文化时期，人类的交流还是面对面的“言语”交流，所有的动机和符号皆是当下时刻的产物，只对积极的醒觉意识的单个行动有意义，它们的实际意义与它们被感觉到或被愿望的意义是同一的。但当“符号”储备到一定量、可以为运用符号的行为服务的时候，交流的活动就从它的手段中分化出来了，而手段也从它们的意义中分化出来了，言语与它的意义之间出现了分离。文字的语言出现了——先是名称和概念的出现，接着是句法和文法体系的出现——“借着文字言说之助，理解已获得了对醒觉意识的绝对控制，如今，它还要从可感觉的文字机制的种种限制中挣脱出来，向着纯粹的智性的机制迈进。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借助的是心智，而不是感觉。”
到高级文化阶段，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言语，一种距离性的言语——书写。这是一种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的发明。因此，在文字语言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决定性的转变。“书写文字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意味着人的醒觉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因为它把醒觉意识从现时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了。”斯宾格勒说，书写是“久远”的伟大象征，所谓“久远”，不仅指空间广延上的距离，而且首要的是指绵延、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说和听只在近处和现时发生，但通过文字，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出生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个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
在所有的高级文化中，文字一开始主要掌控在僧侣及少数文人的手中，以致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和圣言的合法阐释者。“无时间的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决非通过言语，而只有通过将其形诸于文字。” 但随着城市变得凌驾于乡村之上，随着市民也开始具有了渴望至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僧侣精神和都市精神，书写就从作为贵族声誉和永恒真理的使者，变成了商业和科学的交际手段，尤其随着16世纪印刷术的发明，使西方文化一定程度上成为书籍文化，而19世纪近代大学教育的改革和普及，阅读已成为文明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斯宾格勒称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是浮士德式的“远程战术”的两种伟大手段，前者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战争的性质，而后者则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包括政治在内许多事情的性质，尤其世界城市中报纸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使它成为了一种“可怕的武器”，成为了战争延续或战争准备的另一种手段。报纸导致了世界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