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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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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破四旧中,各类宗教也被列入革命的对象,宗教活动被迫停止,许多寺庙教
              遭到破坏。1966年8月24日,北京10多所学校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玛利亚
              方济格修女会,要求驱逐外国修女。26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宣称,接受红卫兵
              和群众的要求,取缔这个修女会,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28日北京公
              安局宣布驱逐8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外国修女出境〔38〕。北京有些红卫兵
              提出“消灭伊斯兰教”,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警觉。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召开宗教
              事务和统战部门负责人会议,指示不能这样做,又在接见红卫兵时指出这一点〔3
              9〕。但是各类宗教活动均不得不停止。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砸毁寺庙的事件
              。上海的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教堂均被砸〔40〕。著名的佛教
              圣地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破坏,15座寺庙中自唐朝以来铸塑的479尊佛像、39
              5尊菩萨、649尊罗汉和珍藏了千年之久的54部藏经书、503副贝叶象和大
              量佛事设施都被砸毁,被焚烧,仅从山上拉下来作为废旧物资处理的铜、铁碎片就
              达60余吨〔41〕。在回族聚集的宁夏海原县,在三四天内就有67座清真寺、
              17座寺庙被拆毁〔42〕。全国各地此类文化和文物破坏事件罄竹难书。

                2.对“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范围
              十分宽泛的政治边缘人群,进行侮辱和迫害,对他们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
              产,俗称“抄家”。

                文化习俗层面的破四旧活动开始不久就迅速发展到对一切“牛鬼蛇神”的残酷
              斗争,斗争的对象不断扩大,范围十分宽泛,除了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
              右“五类分子”外,通常还有资本家、部分小业主、被批判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
              学校的校长、老师)、“学术权威”、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
              的人(如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按照当时标准行为不端者)
              等。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行为有非常大的随意性,即使按照当时的政策,打击面
              也严重扩大化,许多教师被打,许多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被迫害。红卫兵发布了对
              这些人实行侮辱和迫害的勒令,如:“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们,出门必须带(戴)
              牛鬼蛇神牌,由群众监督,如有违者,严加处理。”“一切牛鬼蛇神,黑帮狗崽子
              们不经群众通过,不许领薪,我们要降老王八蛋们的薪,只给混蛋们活命钱!〔4
              3〕”

                 红卫兵对所谓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
              人财产,即“抄家”。红卫兵的通告中很少正面阐述抄家的目的,从实行的情况看
              ,最初大概是要搜查所谓“变天帐”和没收私人的财产,后来成为惩罚“阶级敌人
              ”,炫耀威风的例行手段。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反复宣传:地主、反革命分子把
              地契、旧政府的委任状藏匿起来,盼望国民党复辟“变天”。于是红卫兵要搜查反
              革命的证据。另外,阶级斗争教育也告诉青年,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是剥削所得的
              不义之财,所以红卫兵要将其没收。文革开始时,共产党取得政权只有17年,被
              打倒、被专政的人当中不是没有人怀恋旧社会,或者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和变天的
              愿望,红卫兵也确实搜查出一些地契、委任状、枪支等物品,但是这完全不能作为
              红卫兵私自侵犯居民住宅,公然践踏居民合法权利的理由。至于说到私人财物,红
              卫兵更是无权没收。很多人仅仅是因为家中的旧物件中留有旧政权或者旧政治人物
              的遗迹,如国民党旗、中华民国国旗或者蒋介石的头像之类,而被当作反革命批斗
              。例如上海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抄家,因为红卫兵听说傅雷夫妇在自家的小
              花园里埋过“变天帐”,其实那是傅雷夫妇夜间打着手电筒在自家的小花园进行嫁
              接实验。红卫兵掘地三尺,一无所获之后,在傅家的房间里翻出一只箱子。那是傅
              雷的姑母寄存在傅家的,而傅雷从未打开过。红卫兵从箱子里查出一个老旧的小镜
              子,镜子的背面嵌着蒋介石的像,又在一本旧画报上,发现一张宋美龄的图片。傅
              雷夫妇因此被批斗,继而不堪凌辱,双双自尽〔44〕。据当时统计,8、9月期
              间,北京市有33,695户被抄家〔45〕,被没收的物品包括“枪支268支
              ;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
              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
              ,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
              ;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46〕”很难
              相信所谓“凶器”、“反动旗子”、“反动日记”之类统计的真实性,但是仍然可
              以从中看到红卫兵要查抄些什么。另据统计,北京市查抄没收了大量的金银、金银
              制品,以及现金、存款、公债、外币4,478万元;由各区、县收存的文物、字
              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1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达1,867
              万元〔47〕。据上海市当时的统计,从8月23日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抄家
              157,700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00
              户,占市区139户的8。2%,全市6万多工商业者遭抄家,几乎无一幸免。抄
              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件,钻戒、钻石
              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27万余件,美钞334万元,其他外币330余万
              元,银元239万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48〕。天津市红卫兵组
              织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共查抄了1。2万户人家,共抄出1。3万辆汽车的财物
              ,装满了约6万平方米的52座临时仓库〔49〕。其中现金556万元、存款4
              050万元、公债261万元、黄金4万多两、金银饰品6万多件、银元60多万
              元〔50〕。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红卫兵查抄2。1万人家,抄出黄金1,11
              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万块,现金和存款440万元,查抄和揪
              斗中发生自杀事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51〕。触目惊
              心的庞大数字说明了破四旧造成的全民族的浩劫。

                3.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等人员离开城市,遣返回乡。破四旧运动中,北京
              的红卫兵首先发布通令,驱逐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
              子)的市民离开北京市,后来逐步扩大到“五类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分子”)
              ,“六类分子”(再加上资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1966年8月23日发出《最后通牒—
              —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勒令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限八月
              底前离京返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管制,进行劳动改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
              耍花招。”这个“最后通牒”应当是对此前红卫兵倡议的响应,没有见到资料。目
              前保留下来可供引用的另一个倡议是8月24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发出的传单
              《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通令要求:“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以
              前,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
              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各派出所把所有地、富、反、坏
              分子名单用大字报公布,走一个销一个,便于群众监督、检查。”被驱逐的居民,
              包括很多随子女在北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者,由红卫兵押送回原籍,其中不
              少人被剃了光头、“阴阳头”,沿路遭受凌辱、殴打,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的毒
              打和虐待〔52〕。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送
              阶级成分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8月下旬至9月约40天,北京市全市
              有8。5万人被驱赶回原籍〔53〕。另有统计,8月13日至9月15日,北京
              9个城区和近郊区共迁出77,000余人〔54〕。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很快传到
              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至10月10日止,上海全市已有9,260余人
              被遣送回乡〔55〕。广西南宁市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监督
              劳动〔56〕。据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
              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全国各城市至10月3日为止,从城市赶走的地、富、
              反、坏分子141,700名,资本家和房产主11,100名,其他牛鬼蛇神6
              2,300名,上述人员的家属182,300名,赶走人口总数397,400
              名。此外,据称“破获反革命案件”1,788起,没收黄金118。8万两〔5
              7〕。

                中共中央及各地党政部门原则上认可红卫兵对“四类分子”等阶级敌人的抄家
              和驱逐活动,要求基层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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