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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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思敏捷的妓女，哪个才子不疼爱？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霄剩把争空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几道的这首词《鹧鸪天》，写尽了才子对艺妓的喜爱。
才子与妓女相爱，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里面无疑有着性爱的内容，但这种性爱，却又带着审美的意味。“无色不成妓”，妓女总是要有几分姿色的。但在才子们眼里，真正能为她们“增色”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是她们的才华和情趣。这就显然是一种审美的眼光，可以将“性”升华为“爱”了。另一方面，才子们自身，由于文化修养方面的原因，一般也比较风流倜傥。少年才子不必说，便是老诗人们，因其气质风度故，也会有一种审美的魅力，赢得妓女真心的倾慕。两情相悦，爱便生乎其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才子进青楼，首先欣赏的是妓女的才情和技艺，较之纨绔商贾泡娼妇、贩夫走卒逛窑子的单纯“买肉”，先不先就高了好几个档次。由于才子们更看重的是才情和技艺，这就意味着把妓女当做和自己一样有才华的“人”来看待，双方处于一种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的平等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一旦相互平等，便有可能从知音而知心，再由知心而贴心，最后心心相印。
第三，才子与妓女，也互相依赖。才子和名妓，都是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才子是文化名人、社会精英。妓女傍上才子，可以使自己身价倍增。如果竟被才子赏识，便更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有利于克服自卑感，增强自信心。妓女是文化传媒、社会热点。才子傍上妓女，则能使自己的作品四处传唱，自然名声大振，也能使自己的形象，增加风流倜傥的色彩。这方面的故事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有位妓女应聘时，便曾以“诵得白学上《长恨歌》”为本钱，要求加价而居然获准。又比如，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属下有个叫毛泽民的，也是一个诗人，但苏东坡却不知道。后来，毛泽民期满离任，临行前写了一首《惜分飞》，赠给妓女琼芳。有一天，苏东坡请客吃饭，在席间听了琼芳演唱这首词，问起来，才知道是毛泽民所作，便感叹说：“郡有词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第二天，便特函请回毛泽民，两人成了朋友。试想，毛泽民若无妓女琼芳帮他“发表”作品，在苏老先生的眼里，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属罢了。所以妓女之于才子，其实是很重要的。
才子与妓女之间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不少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有不同寻常的卓异之处。名妓要“色艺双绝”，才子要“文情并茂”，这都非庸常之人所能然者。这就足以使他们彼此惊异于对方的卓越了。自身素质好的人，往往鉴赏力也高；鉴赏力高的人，当然也就更能沙里淘金。一旦有缘，自然一拍即合。
其次，不同寻常的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不忍埋没自己的才情。才子曲高和寡，妓女身居下流，表面上看地位天差地别，实际上孤独感是相同的。陆游《卜算子》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的虽然是梅花，说的何尝不是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如此，妓女又何尝不是这样？平时里“黄昏独自愁”，“寂寞开无主”，一旦有人慧眼相识，岂能不以身相许，以情相酬？
第三，才子和妓女都是沧桑感特别强的人。妓女因为看尽世态炎凉，才子因为熟知历史兴衰，对于人生、命运、归宿等“终极关怀”问题，都多少有些思考，至少有一种敏锐而又朦胧的感觉。表面上看，他们锦衣玉食，丝竹弦管，青春尽享，风头尽出，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好景不长。“眼见他盖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人生何处是归程？谁的心里也没有底。妓女以青楼为家，才子以四海为家，说起来挺潇洒，其实心底很酸苦。所以，有些阅历的妓女和有些磨难的才子一旦相遇，便会“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而爱情，也就有可能从共鸣中产生。
无疑，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妓女与才子之间，更多的还是逢场作戏。这其实也正是前述沧桑感所使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何不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青楼薄幸，诗酒年华，趁着春光大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也是一种活法吗？更何况，烟花巷陌之中，又“幸有意中人，堪寻访”呢？
于是，寻花问柳，偎红依翠，对于文人才子，便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蹇、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所以，“妓酒为欢”，便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而《全唐诗》五万，观妓、携妓、出妓、听妓、看妓、咏妓、赠妓、别妓、怀妓等竟多达二千首，也就决非偶然。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妓之（五）铜臭与血腥
名士与名妓，构成了青楼的一道风景。
风景总是美丽的，由才子词人构筑描绘的风景便更是如此。然而，在这道美丽浪漫的风景线背后，不堪入目的却是令人发指的罪恶，是无论如何也遮不住抹不去的铜臭与血腥。
在中国历史上，除部分由国家统一组织、政府计划供应、专为满足文武官员和三军将士需要的官妓和营妓外，无论国营妓院，还是民营妓院，都是要赚钱的。提供娱乐服务只是幌子，获取高额利润才是目的。妓院这种罪恶的东西，之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被真正禁掉，就因为它能给开办营业者带来经济上的极大好处。“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在金钱与才情之间，妓院的天平从来就是倾斜的。
明代的《嫖经》就曾告诫各位嫖兄嫖弟，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金钱买卖关系。所以，嫖客们首先必须牢记：“须是片时称子建，不可一日无邓通。”子建指才，邓通指财，“才”与“财”虽然同音，功能效用却天差地别。只要你有钱，别说是自称曹子建，便是自称比曹子建更有才华，更有成就，妓女也会连连点头称是，秋波暗送，媚眼横飞。如果一文不名，对不起，便是曹植本人到场，也只能吃闭门羹，坐冷板凳，看死鬼脸，听风凉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只见鬼打墙。”鬼尚且如此，况娼妓乎？
为了赚取金钱，妓院往往是不择手段的。通常的做法，是妓女与鸨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妓女向嫖客频频示爱，引得嫖客心猿意马，不能自已，急欲成事时，又一再声明“妈妈那里不好交待”，示意嫖客再加钱“买通”。其实，此“通”哪里用得着买？无非是“一个做歹，一个做好，才赚得银子，大是买卖方法”。故《嫖经》云：“夸己有情，是设挣家之计；说娘无状，须施索钞之方。”当然，如果是名妓，也可能相反：鸨母笑脸相迎，盛情款待，一再表示愿意“玉成好事”，一切一切，都“包在老娘身上”，但那位“小姐”，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架子端得比公主还大。这其实也无非是抬身价，吊胃口，为索要高价作铺垫。“老道”的鸨母和妓女都知道，男人最“贱”。你要是屈意相从，他就不把你当回事；而你越是“摆谱”，他便越是“猴急”。等你把他胃口吊足了，银子骗够了，再给他点甜头，保证他眉开眼笑，下回还来。
当妓女与鸨母狼狈为奸、通同合伙、装神弄鬼，拼命从嫖客身上榨取钱财时，她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应该说，是相当复杂的。
第一种是“幸灾乐祸”。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那种憎恶卖笑生涯而又无力自拔者，或是受过嫖客欺骗、污辱、迫害者。她们把对于这一“行业”的仇恨倾泄在嫖客身上，把榨取嫖客钱财作为报复手段。所以，她们越是仇恨嫖娼宿妓，就越会“努力工作”，越会拼命榨钱。最后，到自己临终前，很可能把这些“血泪钱”付之一炬，或投入大海。
第二种是“得意洋洋”。持这种态度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爱财”，一种是“逞才”，即把榨取钱财看作自己有本事、有能力、身手不凡的一种表现，因此她们也会相当地“积极主动”，而且花样窍门，也会不断翻新。有的妓女之间，还会交流经验，切磋技艺。当然与鸨母之间，也会配合默契，彼此心领神会，共同对付那些有钱的“傻冒”。
第三种是“听其自然”。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些既不“热爱”又不“憎恨”妓业者。她们认为，鸨母爱财，是没有办法的事；嫖客好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就随他们去好了。反正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无非做一天娼妓卖一天笑，做一回婊子献一回身。因此，她们对于鸨母的指使，便既不反抗，也不热心。一般地说，只要能挣到钱，鸨母对她们也还能容忍。但为了防止她们“消极怠工”，时不时地敲打敲打、教训教训，自然也是免不了的。
第四种是“矛盾痛苦”。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些“有良心”的妓女。作为妓女，她们深知如不能获得巨额利润，自己便连生存都成问题。但是，当她们遇到一位真心体贴自己的“恩客”时，又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有的甚至还会拿出私房钱来“倒贴”。比如唐人传奇《李娃传》中的李娃便是。一开始，李娃不但把荥阳公子的钱财榨了个精光，而且和鸨母通同作案，在荥阳公子一文不名时将其遗弃。但是，当后来看到这位情郎被害得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挣扎在死亡线上时，李娃又搭救了他，还帮助他一举登第，取得了功名富贵。这篇小说“大团圆”的结局，虽未免庸俗，但写李娃心态，应该说还算准确。
其实，无论妓女持何种态度，她们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榨取嫖客钱财的主谋者，更不可能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受益者。主谋者和受益者，主要是妓院的女老板——鸨母。
鸨母本指老妓，即“妓女之老者曰鸨”。妓女这行当，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事业”。任你当年如何风光，一旦人老珠黄，便一文不值。因此，妓女退役的年龄，也相当早。退役之后，有些没什么出路的，或者迷恋青楼、贪恋钱财的，便用自己走红时攒下的私房，租几间铺面，雇几个小妞，自己升格当老板，这就是鸨母。鸨母大约是少数几种最令人憎恶的“行当”之一。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就连太监，也出了郑和这样值得歌颂的人物。但是，古往今来，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