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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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张君瑞,倘若不是有一个“官封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的“铁哥们”杜确一再保驾,那前程也实在是岌岌可危。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如此地软弱无力,所以,他们往往要在女人的羽翼之下寻求保护。董永要靠七仙女呵护,许仙要靠白娘子救命,张生要靠红娘帮忙,梁山伯运气不好,没有女人来救他(祝英台自己也无此能力),结果便送了性命。然而女人的能力又何其有限,女人的地位又何等卑下,没法子,只好先把她们设定为“九天玄女”或“千年大仙”,才好让她们来“救苦救难”。我曾常常奇怪,又美丽又贤淑又法力无边的玉女和蛇仙,为什么要嫁给又笨拙又窝囊一点魅力也没有的董永和许仙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女人保护救助男人的“神圣使命”所使然。难怪在印度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到了中国,为救苦救难计,也只好一变而为女身。
力量,原本应该是男性的特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刚强坚毅,孔武有力的。也就是说,要有“阳刚之气”。当然,这里说的“力”,并不只是指体力,同时也指智力。或者说,主要是指意志力,包括中国古代常说的念力、定力等。但那些动不动就跪、就哭的角色,肯定无此力量。一个男人没有力量,照说也就应该没有魅力,然而却偏能获取芳心,这真是咄咄怪事!《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甚至以为自己“多愁多病身”,恰是可以匹配崔莺莺“倾国倾城貌”的资本,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依照这个逻辑,则咱们中国人的爱情,就不是“美女爱英雄”,反倒是“美女爱病人”了,岂非病态心理?这里面自然有它文化上的深刻原因,我们姑且按下,留待以后再说。
这类人物的第四个共同特点,是“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这就比胆小怕事还要糟糕。胆小怕事不过“害己”(明明属于自己的幸福却不敢去追求),不负责任却会“坑人”(自己造下的罪孽却要别人去承担)。可惜,缺乏责任感的男人,在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还真不少见。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这类故事中的男主角,有不少是“胆小怕事”的。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也怕负责任。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他们的胆小怕事,原本就因为怕负责任。正因为怕负责任,这才不敢去“惹是生非”,毋宁说也还算是一种有责任心的表现。
所以,董永对七仙女与财主的“赌”不负责任,也还“情有可原”,因为那原本就是“娘子多事”。不过,严格说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应该连“娘子多事”的责任也承担起来的。因为夫妻俱为一体,祸福荣辱,原本休戚相关,应该同仇敌忾,共赴家难。何况一个男人之于家庭,又原该多负一点责任?所以,看在董永原本“胆小怕事”的份上,我们可以不谴责他,但他的“不像男人”,却也是事实。
然而另一些人的不负责任,就完全“理无可恕”。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已不是“像不像男人”,而是“还是不是人”了。比如元稹《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中的张生即是。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坏水。因为表面上道貌岸然,所以熬到二十二岁,还“未尝近女色”,从这一点上讲,他的忍性、定力,倒还算可以。然而,一见崔莺莺,却神魂颠倒,不能自持(可见“不好色”云云全是假话),终于千方百计,费尽心机,把莺莺弄到手。不过张生的可恶之处,尚不在此,而在于他对于崔莺莺的以身相许,采取了一种“始乱之,终弃之”的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更可恶的是,他对自己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行为,还颇为得意,称之为“忍情”,并头头是道地说什么“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把一应罪责,都推到受害者身上,这就不但没有半点男子汉气概,简直是没有一点人味了。也许实在因其“太不像话”,所以这个形象,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里,便已判若两人,成了一个虽不免有些脂粉气,但好歹在人格上还算男人的精神。
应该说,在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是最能看出一个男人像不像男人的。它不仅表现于“性能力”(太监无此能力,便不算男人),更表现于“责任感”。性关系是两个人的事,应该由两个人共同负责。但由于女人原本力量较弱,而男人在性行为中又往往是主动进攻求爱者,所以男人还应多负一点责任。如果男的竟将责任都推到女方头上,或在出事之后要受惩处时,拿女的去做替罪羊、牺牲品,那么,哪怕他别的什么功夫再好,也应说他“不算男人”。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男人之(二)江湖好汉
如果说前面那些胆小怕事、少有见识、软弱无力又怕负责任的形象是“无用的男人”,那么,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的第二类形象,便无妨称之为“无性的男人”或“无情的男人”。
这些与前类形象处于另一极端的人物,是所谓“红脸汉子”或“江湖豪杰”。他们大多高大魁伟,身强力壮,浓眉大眼,美髯长须,在体格上充分显示出男性的性特征。他们虎胆雄姿,远见卓识,力大无穷,敢负责任,在人格上也不愧为七尺男儿。总之,他们脸是黑的,血是热的,骨头是硬的,意志是刚强的;敢冲,敢打,敢做,敢为,能建功,能立业,能驰骋沙场,能闯荡江湖,端的称得上是男子汉、大丈夫、真豪杰、真英雄,在世界任何民族中,都属于女性渴望崇拜、芳心暗许的对象。
然而,中国的这些英雄,却似乎不喜欢女人。
不知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传奇故事,好像有严格的分工和界限:说爱情的专说爱情,说英雄的专说英雄。爱情传奇中少有英雄行为,英雄传奇中又难觅爱情色彩。在爱情传奇中,要么是死去活来地爱,要么是始乱终弃的赖,要么是生离死别的哭,要么是棒打鸳鸯的坏,都与英雄无关。在英雄传奇中,有的只是刀光剑影,血迹人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全无半点浪漫温馨。所以,《红楼梦》通篇说爱情,却一个英雄也不见;《水浒传》遍地是英雄,又半点爱情也难寻。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与西方传奇的有英雄必有美人,有美人必有英雄,英雄救美人,美人爱英雄的套路也大相径庭。当然,我们并无意混淆爱情传奇和英雄传奇,而爱情传奇中无英雄,也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英雄传奇中没有爱情,却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大对头。因为“自古美女爱英雄”,咱们中国的英雄,总不成没人爱吧?事实上,李师师就对燕青有意,潘金莲也倾心于武松,可惜都只是“剃头的桃子一头热”。这不能归结为潘金莲爱武松、李师师爱燕青这类男女关系的“不正当”,因为即便“正当”的男女关系,在英雄传奇中也是不见描写的。比如周瑜与小乔,一个是青年统帅,一个是江东名媛,他们的结合,应该是最令人羡慕的事。仅仅只是苏东坡的一句词“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就不知可以激发后人多少联想和神往,然而却并无故事流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他们的风流只在战场,却不在情场。
因为不知什么时候起,中国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应该而且必须“不好色”。
这条规矩,在江湖上似乎特点严。
宋江就曾说过:“但只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所谓“溜骨髓”,也就是“好色”。在江湖中人看来,一个英雄好汉,可以不守王法,杀人越货,占山为王;也可以转变立场,招安投降,另攀高枝;但有两条规矩却不可逾越,一是不可出场朋友,二是不能贪好女色。
不能出场朋友好理解,不能贪好女色却有些令人费解。因为在这里,所谓“贪”、“好”、“近”、“女色”等等,全是模糊概念。它们既包括“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通奸、强奸),也包括“正当”的男女关系(婚姻、爱情)。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奸人妻女,固然不是英雄(而且是混蛋),即便只是与情人幽会,和老婆亲热,也算不得好汉。可见江湖上禁止的,并不只是通奸和强奸,而是一切男女关系。既然一切男女关系都在禁止(或不提倡)之例,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爱情,而那些心中暗暗爱着英雄们的美女,也就只好被“晾”在一边,没有她们的“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不近女色”的英雄好汉们,也就成了“无性的男人”。他们或者终身不娶,也似乎不曾有过婚外的性行为;或者娶了妻室也不当回事,好像根本没有性要求。比如宋江,初娶阎婆惜时,倒也曾“夜夜一处歇卧”(这后来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但后来便“渐渐来的慢了”,其原因,就在于“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结果让张文远钻了空子,与阎婆惜勾搭成奸。卢俊义也一样,虽有妻室,但平日里也“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结果也让李固钻了空子,和他老婆“做了一路”。看来,梁山这两个首领,在这一点上都还不算太“过硬”。比较“过硬”的是晁盖等人,根本就“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多半是这一类。
真正“好色”的只有一个,即矮脚虎王英。不过这个人一点也不英雄。个子既矮小粗短,武艺也稀松平常,一点魅力也没有,决不会像武松那样让女人爱慕倾心,所以他只好下山去抢女人。宋江对他的“惩处”,则是把既比他漂亮又比他英雄的扈三娘嫁给他。这就颇有些像一个笑话:一个将军不吃鸡,部下犯错误,便罚他们吃鸡。结果,最好色也最不好汉的王矮虎,便成了梁山上最占便宜的一个。王矮虎是《水浒》男人中的一个特例,扈三娘则是《水浒》女人中的一个特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倒正好是“一对”。
在梁山上,贯彻“不好色”原则最为坚决彻底的,是李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李逵对宋江的态度看出。
就私人关系而言,李逵和宋江的感情最好。宋江说李逵,道是“他与我身上情份最生”;李逵说宋江,道是“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这种关系,梁山上人人皆知。所以,时迁和李逵一起去曾头市讲和时,便对曾长官说:“李逵虽然粗卤。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来,休得疑惑。”而曾长官也因此果然不疑。也所以,宋江虽因李逵一再捣乱,三番五次要杀他,却终于未杀;李逵虽然对于宋江的投降路线一直不满意,一万个不情愿,却仍跟着宋江去投了降,甚至到最后,宋江为了自己“一世清名”,要毒死李逵时,李逵也只是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两人关系之密切,情义之深,可见一斑。
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甘愿由宋江剐杀的李逵,却有一次当真要杀宋江。其原因,则是听信了谣言,以为宋江抢了山下刘太公的女儿。这在李逵看来,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