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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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得猎物也从爪中脱掉。　
　　当你向野兽抛出套锁，　
　　乌云也阵阵惊恐，血雨纷落。　
　　另一方面，他对专横暴虐的统治者也敢于直言怒斥，警告他们不要忘乎所以，作威作福。虽然鲁斯坦姆这一形象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非凡的神明。在歌颂他的英雄业绩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他作为贵族勇士身上的不足之处，如骄傲自负，有时过于残忍等。自从菲尔多西创作了《王书》，鲁斯坦姆就成了伊朗人民所喜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至今在伊朗人民的心目中，鲁斯坦姆仍然是善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是完美的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　
　　与勇士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暴君的形象。暴君形象是恶势力的代表，他们心胸狭窄，反复无常，好大喜功又猜忌多疑。在《王书》的第一部分里作者着力塑造了暴君左哈克的形象。他肩上长出两条蛇，每天要拿两个年青人的脑子喂蛇，终而激起铁匠卡维领导人民起义。在著名的悲剧故事《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里，作者对暴君卡乌斯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鲁斯坦姆在一场保卫国土的战斗中打伤了敌军主帅苏赫拉布。苏赫拉布恰是他的未见过面的儿子。当鲁斯坦姆了解真情以后，马上派人去报告卡乌斯，请卡乌斯拿出珍藏的药品挽救苏赫拉布的性命。但卡乌斯却担心两个无敌勇士联合起来会威胁他的统治地位。于是便见死不救，拒绝了鲁斯坦姆的要求，他对来取药的人说：　
　　我不忍看着鲁斯坦姆遭到不幸，　
　　因为他深深地赢得了我的尊敬，　
　　但是，我若给了他灵丹妙药，　
　　救活了这位年轻勇士的生命，　
　　鲁斯坦姆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　
　　终于会把我的生命断送。　
　　同情人民的遭遇，对人民反对暴君统治表示赞助的态度是贯穿在《王书》里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作者热情赞扬铁匠卡维领导的反对暴君的人民起义。对爆发于五世纪末的反对萨珊王朝的马资达克教徒起义，菲尔多西也表示同情。从《王书》中可以看出正是这次起义才结束了一个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的局面。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王书》是一部承上启下的巨著。在《王书》问世以前，在巴列维语文献和人民口头创作中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英雄的故事（如《萨姆故事》、《鲁斯坦姆故事》和《帝王言行录》等）。诗人菲尔多西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使情节连贯，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王书》还对以后的作家和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十三世纪伊朗著名诗人内扎米的长篇叙事诗《霍斯陆与西琳》、《亚历山大故事》等都取材于《王书》的。此外《王书》对其他民族的文学，如阿拉伯文学、土耳其文学、塔吉克文学、阿尔明尼亚文学和格鲁吉亚文学等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菲尔多西创作《王书》对波斯语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在波斯日益传播，一部分波斯诗人和作家也竞相以阿拉伯语写作，波斯语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正是在这时候《王书》问世了，菲尔多西在这部长诗的五万余联诗句中极少使用阿拉伯语词汇。有人统计这部诗中的阿语词汇不超过全部词汇的百分之四。当时，阿拉伯人在伊朗已经统治了三百年之久，阿语词汇已经大量进入波斯语。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菲尔多西是有意识地避免使用阿拉伯语的。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伊朗古代散文多为韵文，无韵的散文甚少。所以波斯诗歌在抵制阿拉伯语对波斯语的影响，维护波斯语的纯洁方面显得更加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王书》是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的。菲尔多西不仅限于运用现成的语言材料，而且在三十年的漫长创作过程中对波斯语进行了加工。这对确立波斯语的历史地位以及波斯文学语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现代波斯语里仍然保留了许多菲尔多西时代流传下来的格言谚语，菲尔多西是懂得自己的劳绩对波斯语的积极作用的：　
　　谁要是有理智、见识和信仰，　
　　在我死后，会把我热情赞扬，　
　　不，我是不死的，我将获得永生，　
　　我已把语言的种子播撒到大地上。　
　　最后，《王书》在维护波斯历史传统，保留古代史籍，激发人民爱国热情，团结波斯人民共御外侮等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十年我辛劳不倦，　
　　用波斯语拯救了伊朗。　
　　这样的估价并不过分。在历史上，当外族入侵时，为出征御敌的战士送行就朗读《王书》中的某些章节借以鼓舞士气。关于《王书》的价值，伊朗著名的文学家伏路基（1841…1909）有很中肯的分析：“如果不是菲尔多西用诗歌形式写出了《王书》，这些故事也就会随着我们多难的祖国反复经受的巨大事变而被湮没了。我们的许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著作和先人的遗迹不是都荡然无存了吗？这些故事即使不失传，而被写成巴尔密历史那样的书（注：指阿拉伯文的塔巴利历史的波斯文译本及注释。），那么，一千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去读的……这些书不会象菲尔多西的诗一样在伊朗人的思想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留下这样强烈的印象。菲尔多西的《王书》一经问世，就把懂波斯语的人迷住了。有阅读能力的人读《王书》，没有阅读能力的人，到说书场去听别人读”（注：《王书的价值》，《波斯现代优秀散文选》。）。　
　　《王书》成书于十一世纪初，这时，菲尔多西的故乡已经隶属于突厥族的国王玛赫穆德的统治之下。按照惯例，菲尔多西把《王书》献给玛赫穆德。但是，国王并没有给他这部史诗以应有的评价。这主要是因为《王书》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思想不合玛赫穆德的心意。《王书》中反面形象伊朗的国王和勇士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突厥族的先人。此外，玛赫穆德在宗教信仰上属于伊斯兰教的正统派逊尼派，诗人菲尔多西则属于伊斯兰教的非正统派十叶派。这些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分歧注定了菲尔多西的命运。这位创作了伊朗文学史上不朽的史诗的伟大诗人遭到极为不公正的待遇：国王不仅没有接受他的作品，反而下令惩处他。他不得不弃家出走，直到晚年才回到故乡。他逝世后，由于宗教领袖的反对，遗体竟不能葬到公墓里，只得葬于自家的后院。但是，菲尔多西对自己三十年的辛勤劳绩是极为珍视的，他十分了解自己的作品的巨大意义，他骄傲地写道：　
　　我用诗歌高筑了一座巍峨的殿堂，　
　　风吹雨打它也不会倒塌损伤，　
　　这部书要世代相传，　
　　凡有理性的人都会颂读和瞻仰。　
　　《王书》不仅仅是一部诗体的“史记”，就其波斯语的字面涵义看，还有“书中的精华”的意思。它是伊朗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珍品。近一千年来，它一直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传抄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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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萨迪　　　
　　伊朗十三世纪的大诗人萨迪（1203…1291）生于南方名城设刺子的一个下层传道士家里。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塞尔柱王朝（1055…1194）的末期。1194年花刺子模人占领了波斯的一部分土地，结束了塞尔柱王朝的统治。1219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入侵伊朗，蒙古人烧杀抢掠，肆意破坏，给伊朗人民带来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蒙古人第一次入侵并没有在伊朗建立巩固的政权，他们把所到之处洗劫一空之后就转移到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草原上去了。到了125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来到伊朗，才占领了伊朗全境，建立了旭烈兀王朝（又称伊儿汗国）。　
　　由于外族入侵，战祸连年，萨迪的前半生是在颠沛流离的旅途中度过的。他青年时期曾在巴格达的“内扎米耶”学院学习。他的旅途生活大约开始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足迹遍及亚非广大地区，如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印度、阿富汗和中国的喀什噶尔。在旅途中他遇到各种困难，与社会各阶层的人广泛接触，对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这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给他后半生的创作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在《蔷薇园》的开头，萨迪写道：“……所以我才在这本书里写了各地奇闻，圣人训喻，故事诗歌，帝王言行，其中也掺杂着我自己的一部宝贵的生活经验，这就是我写作《蔷薇园》的缘起。”　
　　萨迪的代表作是《蔷薇园》和《果园》。《果园》成书于1257年，次年写了《蔷薇园》。这是两部道德训诫式的作品。其思想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体裁。《蔷薇园》是一部散文作品，叙述中既有无韵散文，也有韵文，并插入几句诗，借以点明主题，加强效果。《果园》则完全是诗。萨迪的这两部道德训诫作品读起来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主要是因为每一章节都很短小，不作长篇大论的说教；同时，作者生活经验丰富，他把自己半生中亲身经历的轶闻趣事都写进作品。两本书里的每一节都是独立的，若干节构成一章，章与章之间也没有情节和意思的联系。几乎每一小节都是以一个故事开始，然后引出结论。　
　　萨迪和普通人民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和交往，这点，正是其他伊朗诗人所缺乏的。因此，他的作品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要求，表达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歌颂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警告封建统治者不要过分作威作福，无情地揭露上层宗教人士的伪善面目。所有这些，构成了萨迪作品的基调，这是诗人进步的世界观的反映。　
　　萨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从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在下面这首短诗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表达得极其鲜明：　
　　亚当子孙皆兄弟　
　　兄弟犹如手足亲。　
　　造物之初本一体　
　　一肢罹病传全身。　
　　为人不恤他人苦　
　　不配世上妄称人。　
　　《蔷薇园》及《果园》里，诗人热爱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果园》第一章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大马士革遭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寸草不生，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一个善良的人，他并不缺少粮米，但他却因别人忍饥挨饿而忧心如焚。他的朋友问他为何这样忧伤？他这样回答：　
　　呵朋友！眼见朋友失足落水，　
　　站在岸边，也会于心不安。　
　　人们缺粮少米，面黄饥瘦，　
　　我的心为饥饿的人忧愁。　
　　聪明人不愿看到伤痕，　
　　不管伤的是别人，还是自身。　
　　我是有粮有米，吃喝不愁，　
　　可是，见别人受苦，我全身发抖。　
　　身强力壮的人身边倒卧着病人，　
　　他哪还能去作乐开心？　
　　看到贫苦人食不果腹，　
　　饭菜也似毒药难以入口。　
　　当朋友入狱下监，　
　　谁还有心漫步花园？　
　　正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和热爱，所以他对封建统治阶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两部作品用了很大篇幅反映了暴君酷吏对人民的压迫，萨迪清醒地指出：　
　　暴君不可以为王，　
　　豺狼不可以牧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