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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书屋2004-06-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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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这些经典作品处在“中心”,便会不断有处在“边缘”的其他作品,与其“对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一个情节:写保尔为了将自己的个性融在集体之中,曾参加到一个五个人组成的“公社”之中,大家同吃、同住,薪水、口粮和任何偶尔收到的包裹,都必须平均分成五份。在保尔对这消除了一切“私有性”的共产主义充满憧憬时,在这之前或同时代就有一些作家看到了“乌托邦”的荒谬的一面。如扎米亚金的《我们》(1921),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1928)、《地槽》(1930)等。《我们》(1921)所写的那个“大一统国”,“大恩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的国民都没有名字,而只有代号。“号码”们全部住在通体透明的玻璃房间里,彼此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连做爱,都必须持人手一份的粉红色分配卡,在四十八小时前提出申请,而后才能在规定时间里领到一个性交伙伴和一张聊作短暂遮掩的窗帘。就这样“我”全部被置换为“我们”。而《地槽》,写一群工人被指派建造一座可供全世界无产阶级居住的大楼。这些瘦骨嶙峋的工人疯狂地劳作,惟恐“被新生活拒之门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也可以住进这栋楼中,因为他们谁也不能代表“全体无产阶级”。他们属于抽象的“人民”,但并没有作为“个人”的权利。苏维埃工会主席跟他们说:“社会主义没有你们不要紧,而你们没有它就白活了。”
  当个人完全依附于共同体,个人的价值也就只能体现于“我们”中。保尔因为生病、瘫痪、失明而痛苦,但最痛苦的就是自己有可能掉队,被摒弃于集体之外,完全处在“个人”状态中。所以他一次次隐瞒病情,请求给自己分配工作。最后终于在另一条战线上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写作。当听说小说即将出版,保尔为此欣喜若狂,“现在他又拿起新武器,回到队伍,回到了生命”,其生命重新获得了价值。而像《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却始终处在风雨飘摇中,不肯将个人交给某一个群体。在日瓦戈看来,将个人完全献出去,像安季波夫一样,便有可能成为时代的传声筒,某种思想原则的化身,因此宁愿做时代的零余者、流浪汉。保尔一心向往代表革命的城市而跟乡村决裂,葛利高里和日瓦戈却始终有一种回归土地的冲动。日瓦戈在瓦雷金诺的农作生活中,曾经获得暂时的宁静与安详,而葛利高里始终战战兢兢地紧抓住土地。小说结尾,葛利高里孤身一人,回到故土,“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多少个不眠之夜幻想着的愿望终于悲剧般地实现了。
  如果说以上作品都不过是跟主流文学的潜对话的话,那么索尔仁尼琴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癌病房》,却在直接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话。《癌病房》第一个提到保尔·柯察金的是新潮少女阿霞。她是一个中学生,时装、跳舞、享乐、性交是其生活的全部乐趣。谈起老师出的作文题《人为什么活着》时,老师提示他们“你对保尔·柯察金的功勋怎么看,对马特洛索夫的功勋抱什么态度”,阿霞对此颇为不屑。她向病友说起自己和同学的态度:“什么态度?那就是问:你自己会不会这样做。我们都写上:我们也会这样做,都快毕业考试了,何必把关系搞坏?”叙述者暗示读者:保尔·柯察金的崇高形象在阿霞们的心中,只是一种来自上面的强制。而对于那些患了绝症处在死亡线上的人来说,“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究竟如何活法?小说中的一个病人曾说:“学校里是这样教的,‘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对不对?那就是说,该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不放,是吗?”理想主义的壮志豪情,就这样稍稍一引申,便被消解了。年轻的保尔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在牢房里曾毅然拒绝了一位姑娘合乎情理的请求,因为那姑娘不愿让那些当匪兵的畜生首先来享有她的贞操。而在《癌病房》中,一位姑娘因患乳腺癌,左乳马上要被割掉,她敞开晨袍,请求同病房的焦姆卡最后吻她一回。“嫩红色的乳头”如太阳般滚来时,焦姆卡“怀着感激、狂热的心情像猪崽用急切的嘴唇拱向这弯溜溜、沉甸甸地悬在他脸上的整个乳房”。在这动物性的狂吻、“嫩红色的冲击”中,保尔·柯察金所构建的神圣大厦,转瞬间便轰然倒地。
  面对《癌病房》,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昭示的一切,曾经激励过一代代的有志青年,去为之献身、奋斗。如今,仍有人对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和他的献身精神怀有崇敬感,我们从中似乎看到了人也应有理想主义的激情,这是任何时代都不会消解的。但我们也看到,面对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正像人面对最宝贵的生命,你既可以全身心投入“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事业甚至献出生命,也可以“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不放”,甚至苟且偷生,更可以为了不碌碌无为而抓紧每一分钟的时光孜孜以求,还可以及时行乐跟着感觉潇洒走一回,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嘛!
  注释:
  〔1〕(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曹缦西、王志棣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本文有关作品的引文皆出于此。
  〔2〕(俄)尼古拉耶夫:《二十世纪俄罗斯作家辞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6页。
  〔3〕(俄)孔达科夫:《我们苏联的“一切”: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文本》,俄罗斯《文学问题》2001年第7、8月合刊。
  〔4〕董健:《保尔热下的冷思考》,《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3期。

  萧乾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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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第三十三页提到萧乾:“1956年6月,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央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报’、‘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纸,交民盟去办。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三个被邀的客人中,听罢此言,反应最强烈的是储安平。这也就注定了他在十年后的“文革”浩劫中,遭遇最惨。该书第三十四页还描述了章伯钧送客人的情景:萧乾和徐铸成走在前面,储安平和东道主边跟在后面走边热切地继续谈话。
  萧乾从来也不是个美食家。作为老北京,他爱吃的炸酱面、炸灌肠、葱花烙饼,都是大众化的食品。然而到了章部长家,总不能一言不发吧,看来他相当谨慎,不愿“上贼船”,席间是借着“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来回避正题。
  萧乾之所以变得这么谨慎,是因为1947年5月5日他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这篇社评,得罪过郭沫若。最近读了朱华阳写的《现代文坛的“祝寿风潮”》一文,这样两段话,又引起了我的注意:“1941年11月16日,文坛宿将郭沫若五十诞辰的系列祝寿活动在重庆、桂林、香港、延安等地热烈展开。当天重庆举行了两千余人的庆祝大会,与会的有周恩来、张道藩、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潘公展等国共两党人士,文化界同人及当地群众。……这种规模空前的文人祝寿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时代情景下它蕴涵着特殊的意义。”〔1〕
  萧乾是1938年夏从昆明到香港的。在那里他陷入一场婚外恋,不能自拔,索性一走了之,于1939年10月抵伦敦。七年后,即1946年6月才回上海。人们管郭沫若叫郭老,管茅盾叫茅公,是章靳以绘声绘色地告诉他的。他不谙国情,遭到郭沫若的笔伐后,心中对靳以就埋藏了一个“结”。1989年靳以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有人打电话约稿,请萧乾写篇纪念文章,他反复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地位悬殊,没有交往,写不出什么来。”就交了白卷。
  1959年章靳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7日病逝。刘白羽当即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悼念文章,写1947年他因事到复旦大学,靳以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尽地主之谊。萧乾呢,左手挎着“洋太太”的胳膊,右手牵洋狗,西服革履,满嘴洋文,在校园的草地上散步(这里是凭着四十五年前读此文的记忆而写)。
  二十一世纪的海归派如此行事,倒也罢了。萧乾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下半叶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中这么做,有点离谱,也难怪会引起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刘白羽的反感了。我当年看罢刘白羽此文,心想:萧乾咎有应得,年近半百,正在渤海湾的格各庄农场泥一脚水一脚地劳动(1959年国庆节,我刚到农场去探望过他),何必痛打落水狗。进入新世纪再回顾那一段岁月,靳以和萧乾的表现,反差太大了。他们二人,非但在复旦是同事(靳以是国文系主任,萧乾是英文系教授,并在新闻系兼课),又都在《大公报》兼职(靳以编《大公报》副刊《文艺》,萧乾为该报社评委员)。我估计靳以当时就与地下党有联系,靠拢党,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萧乾则一波三折,1948年初那位“洋太太”跟他离婚回英国去了。而且这桩离婚案还牵涉到一个“第三者”。就此,有人就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说萧乾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他曾急于离开上海。刚好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定名《新路》。萧乾一度同意为《新路》编国际问题及文艺专栏。但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他根本没去上任,然从此却背上了《新路》的黑锅。到1979年2月1日的《关于萧乾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这口黑锅才终于从萧乾背上永远卸下来。
  萧乾告诉我,旅英期间,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他经常看见不同政见者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说,因而受到了影响。但国情确实有所不同。他在社评里写道:“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仍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2〕萧乾之所以对祝寿有反感,是田汉引起来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周刊为另一位更大的戏剧权威出了个‘祝寿专号’。”〔3〕这里的“戏剧权威”指的就是田汉。然而,萧乾执笔的《大公报》社评把“大张寿筵”与“称公称老”扯在一起,郭沫若自然就会认为指的是1941年为他本人祝寿一事。
  王芝琛在近著《百年沧桑》的“郭沫若与《大公报》忿怨几则”这一章中指出,郭沫若和《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张季鸾、王芸生的矛盾由来已久,萧乾这篇社评刚好捅了马蜂窝。
  王芝琛写道:“在这里(指《斥反动文艺》),郭指名道姓只有一个萧乾,其实非也,郭矛头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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