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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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体现了一种理性精神，这一点连海外一位对‘五四’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是承认的。可惜这种精神后来丧失殆尽了。关于‘五四’的精神遗产，可以说我们今天研究得还很不够。说好者只说其好，说坏者只言其坏，这实际上重复了‘五四’时代绝对主义的偏向”〔13〕。
在强调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同时，元化先生又指明“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他认为“五四”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轻视个性，这是一些遵从儒学传统的人（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也承认的。自我意识从长期酣睡中醒来，开始萌发于清代中叶。当时可以龚自珍的诗文、曹雪芹的小说、邓石如的书法、郑板桥的绘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易微言》等为代表。但这些个性解放思潮的萌芽只是“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的微弱先声〔14〕。有鉴于此，元化先生郑重提出“五四”时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大书特书的。
元化先生说过：过去“我对许多长期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的盲从盲信，这几乎是我们思想界许多人共有的现象。我们对待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未经自己独立思想的审核，就将那些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作为唯一的依据。它们盘踞在我们的心头，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思想‘底线’，这条思想‘底线’一旦受到冒犯，我们就会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像保卫真理一样，去痛斥那些不再对它毕恭毕敬的人。过去我对‘五四’的态度就是如此”〔15〕。又说，“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16〕。元化先生登高一呼：
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做过这样的理性批判，而不是把自己某些偏爱的思想和观念包藏起来，不准对它进行怀疑和思考。这样做的人，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恕我直言，他只能成为一个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者。我们这里这样的人不少，其中甚至有一位扬言，“五四”好就好在只凭激情，而没有学术思想。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做较为认真的研究，也不愿对“五四”时代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批判，以致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人。实际上，“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说是错误的。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即是一例。法家如韩非则明目张胆地揭櫫君主专制主义，他认为君主专断独行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容触犯的。他曾把君主比喻成帽子，帽子虽敝坏，也必须戴在头上；把臣民比作鞋子，鞋子再美好，也必须踏在脚下。这和孔孟所提倡的君臣之道有很大的差别，可是“五四”不但不反法而且尊法。主张全盘继承“五四”的人，为什么在这个观点上闷声不响，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呢？〔17〕
元化先生对长期以来有关“五四”的既有看法，重新进行了估价与澄清。其一，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而元化先生则认为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这两个概念是被提出来了，并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但对它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在理解上是十分肤浅的，民主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科学则是科学主义。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源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的研究。
其二，元化先生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尽管它具有这种性质），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时期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元化先生再三强调，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白话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特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人吸收了外来的自由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18〕。
其三，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事实上“五四”时期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把“五四”新文学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元化先生通过考辨指出，把当时只有反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说法的“五四”规定为反封建是后来的事，但今天许多文章把反封建说成是“五四”时代就已经提出过的口号了〔19〕。
其四，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反儒不反法。这是一个至今还很难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是法家最早提出来的。元化先生指出：“‘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的，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对法家加以讴歌，这是令人奇怪的。”〔20〕钱穆曾说儒家有民主思想。如果认为这评价过高，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但直到今天某些人却并不这样看，他们开口闭口说孔老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这就是坚持一种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
其五，元化先生认为，“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因为在元化先生看来，“‘五四’时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不过，第一，庄、墨、韩学说并不是传统中的主流，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是被激烈反对的。第二，‘五四’对庄、墨、韩等的肯定，或是用来作为一种反儒的手段（如利用庄子中的反孔观点），或是用来附会西方某种学说（如用韩非附会进化论与实验主义），还不能被视为是承传传统资源以建设新的文化。第三，‘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没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领域，但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21〕。
元化先生在对“五四”进行反思时，揭櫫了“五四”思潮的负面层次——“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像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元化先生通过冷静而认真的思考，初步清算了“五四”的四种观念：依次为“庸俗进化观念”、“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
元化先生郑重提出，“五四”时期这些负面的东西，不仅局限于某家某派，甚至在相互对立的学派和人物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成为思想界相当普遍的预设，一直蔓延至今。他认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点今天有必要对它们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一是庸俗进化观点，这种观点变成凡新的必胜旧的这一思维模式；二是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后来成为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作为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即先确定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问题的考虑放在首位，而是把立场态度问题作为先决条件〔22〕。
元化先生在自己的反思时，曾专门谈到中国传统中的“意图伦理”，按元化先生所言，这种意图伦理的思维模式要求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23〕，即“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24〕。但是，“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应该是相反的。因为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认识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继续不断地去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25〕。元化先生鲜明地指出，这种司空见惯的意图伦理的危害性在于“唯意志论”：“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并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性意识。”〔26〕
元化先生的这番话对于从一个民族的“文革”悲剧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而言，在重续中华文化血脉的过程中，面对种种泛起的历史现象，沉渣也罢、珍宝也罢，何妨以一种更加多元而开阔的心胸来包容呢？
二
元化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反思，其目的“是想要发掘极左思想的根源”〔27〕。他通过认真的梳理和比较，指出由来已久的激进主义是极左思想的根源之一。而元化先生的反思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元化先生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写《杜亚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对“五四”运动再评价）起，到九十年代末写《与友人谈社约论书》（对卢梭国家学说再认识）止，始终贯穿着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
元化先生在《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一文中说：
第三次反思也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次反思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工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爆发的那场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就透露了个中消息。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