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8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析］
　　总的看，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评价是不高的。但他在读第27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时，对这一章的几个重要观点给予了肯定。例如，毛泽东认为，书中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地、与生产密切结合地发展技术和科学”的论述，“讲得还好”。在闰读书中关于劳动技术装备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的论述时，毛泽东认为“这里讲了一点道理”。由此引申，毛泽东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的观点。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有创见的观点，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做了如下阐述：“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毛泽东的评论，为政治经济学家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正确的方法。离开了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把这一点作为纲，以此来构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是毛泽东的一个理论创造，它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1。对资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个国家的国有化采取哪些形式和方法，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的特点、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尖锐的程度。例如，在一些情况下，资本主义财产的公有化是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实现的（例如在苏联），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公有化却是带有相当的渐进性质（例如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赎买等方式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入社会手中。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也是逐步前进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根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薪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我国的三大改造运动。他对于对资改造的决策过程和发展过程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章节时，对涉及中国对资改造的段落进行了较多的思考和评论。
　　“教科书”写道：“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处，毛泽东加了一个问号，并说：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一般说来，只剩下一个形式，剩下一个外壳，资方虽然在这种企业里头，有的还当经理，有的还当管理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有职无权。我们每年还用一亿两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收买资本家的身子和心，使他们逐步变为企业的职员。就定息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写法，是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西欧各国和美国，次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的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进行改造呢？
　　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中国所有制转变问题时没有提到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是不妥当的。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2。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毛泽东对“教科书”中提到的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的观点表示了怀疑，在此处批注了一个问号。毛泽东接下来谈道，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谈到处理资产阶级的经验时，毛泽东指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位住他，又整住他，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1亿2000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所阐述的上述重要观点，是对我国对资改造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对资改造思想有着极大的价值。　
12。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组织和文化前提：大生产、银行、科学技术成就等等。在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获得它在管理国家方面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领导作用所必需的段炼和技能。在同私有制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中，要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全体人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于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因为1958年、1959年，人民公社是在产生、发展、整顿、巩固的过程中，现在开始走上了轨道，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在毛泽东上述评论中，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讲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第二层是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从抽象的理论意义上讲，毛泽东对关于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观点所做的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论述相一致的。但毛泽东的评论没有展开，过于宽泛，对过渡时期和根本改造的含义没有界定。后来毛泽东把过渡时期界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使得毛泽东在上述评论中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命题走上了谬误。
　　在第二层意思中，毛泽东认为1959年以前，主要是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这个观点，他在当时多次强调。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是个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我就这样。我没有抓工业，所以在北戴河做了自我批评，从现在起要认真抓工业。”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当时确实准备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去。
　　毛泽东提出的“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思想，是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块基石。早在延安时期，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对生产力和中国工业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至今还令人感到亲切。1944年3月12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一次谈话中就鲜明地指出：“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什么？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它是妨碍生产力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不能解放，经济木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