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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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尚武；18。论私德；19。论民气；20。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在这些论文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乞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新民说，也正是梁启超在这个时候的中心思想。
《新民说》第6节《论国家思想》，载于《新民丛报》第4号。该文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现在韶山纪念馆里，还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4号，以及毛泽东在其中一段话旁边的批语。作批语的时间，当是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批语，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即“具有合法性”的意思。少年毛泽东做出了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39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梁启超区分“国家”和朝廷”，自然不是为了推翻既有的清政府，而希望采用“立宪”制度使它更“合理”、更“正式”一些。对于帝制，他当时是不反对的。对于少年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他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超出维新改良，甚至可以说，由于环境的闭塞，在1910年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接触维新改良的思想。所以，他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段日子，不讳言自己当时相信皇帝是诚实善良的，只不过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帮助他们改良现政府而已。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其进步的一面，是批判了“朕即国家”的传统政治观念和以“忠君”寓爱国的奴才心理；其消极的一面，是鼓吹君言立宪和开明君主论。毛泽东的批语则说明他当时也把君与民视为一个统一体，君无民为支撑则为“盗窃得国”，而君为民所拥戴，那么，国家与政府就可合而为一了，而其前提，便是搞“立宪之国家”。
当时，毛泽东对中外开明的和有作为的君主，是很崇拜的。1936年他对斯诺回忆自己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情况时还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弄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鸿和林肯。”这部书毛泽东是从当时的同学子暲（萧三）那里借来读的，他在书里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据萧三回忆，在还书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
7。我发现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读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场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上面引过的两段，是毛泽东回忆他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到同年10月加入长沙起义新军的一段时间里，阅读《民立报》所得到的思想收获。据考证，第二段里提到的《湘江日报》，应为《民立报》。理由是：第一，当时在长沙发行的报刊中，并无叫《湘江日报》的。第二，当时长沙发行的报刊中，《民立报》曾较集中的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第三，1911年春毛泽东到长沙后，《民立报》是他非常爱读的报纸，同时，该报也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报纸。
《民立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重要报纸。1910年5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8月被封；10月3日改名《民吁日报》出版，11月19日被查禁；后又改头换面更名《民立报》继续出版。所以，《民呼》、《民吁》和《民立》被称为“竖三民”。《民立报》自创刊到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日出三大张共出一千零三十六号。另还出版《宋渔父》等小册子。社长子右任，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该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辟有论说、批评、纪事、丛录、图画5个部分，以论说和批评为主。内容有：猛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发表有关外交、边防及分析国际政治形势的时评等。该报在辛亥革命前后，均起过积极的作用。
1910年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爱读的是《新民丛报》，并崇拜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1911年春到长沙读到《民立报》后，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在《民立报》里发现了“充满激动人心的材料”。其中便包括广州起义的悲壮行为，和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他了解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可以说，正是《民立报》的影响，使毛泽东开始抛弃康梁的改良主义立场，转向孙黄革命派的立场。当然，这种转变还只是初步的，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钦佩”。
毛泽东在《民立报》上读到的“激动人心”的材料，莫过于“社会主义”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
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什么会立即突出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并对社会主义表示了空前的热情，急切地在他的同伴和同学中进行讨论呢？这里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江亢虎成立中国社会党并鼓吹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其舆论鼓吹的中心转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宣称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两个原因的结合，就使社会主义的思潮由暗流转变为公开的潮流，这就不能不突出地引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注意。
1911年8月9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他宣布该会之成立，“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幕之始”。该地发行机关刊物《社会星》，以研究和鼓吹社会主义。同年11月，江亢虎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11月24日，在《天锋报》上颁布了《中国社会党章程》。1912年1月，社会党在上海召开联合大会，发行机关刊物《社会党月刊》，并于虹口海宁路12号设社会党讲演所，每星期一下午在该所讲演社会主义问题。这之后，江亢虎伊然以中国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到处作讲演、发文章，与总统谈话，打电报致总统等，搞得不亦乐乎。一些刊物，如《社会世界》、《新世界》、《民立报》等等，都刊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讲演、消息等，并且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讨论，这样就造起了一股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小的舆论。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表示了极大的赞成。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接见江亢虎，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社会党的组织情况，及他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江亢虎表示“嘉慰”。孙中山向江亢虎表示，自己早已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家”，对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他希望社会党子社会主义能“广为鼓吹，使真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
弄清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就能较清楚地找到毛泽东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原因，并看到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当时，孙中山和江亢虎等人一些关于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演讲，《民立报》都首先刊载。毛泽东就是从这份报纸上引起对社会主义的注意的。
1911年8月13—14日（这个日子正是毛泽东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时，对《民立报》发生强烈兴趣的时候），宋教仁以“渔夫”的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派别，并讨论了在中国应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宋教仁指出，当今社会主义派别有四种：“一无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此派”；“一共产主义”，“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一社会主义”，“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宋教仁认为，如果要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实行无政府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1911年12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对宋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