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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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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又比谁都务实。后来,他在理论上提倡的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则是他早年主张的必然发展。 
33。圣人抵抗大恶而成(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而彼乃以为苟无空气,则其翔也更自由。此康德所以讽人,使知悟性之动,必须经验实事者也。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亦然。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纯粹之幸福,为纯粹之真理然,有之者其惟神乎。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
  使人类无苦痛之恐怖,则无所谓刚毅,无快乐之刺戟,则无所谓节制。故恶朕不存,则美德亦无自而起也。无待乎恶而为善者,意者其惟神之德乎?然而非吾人之所可思议矣。人类交际之德,亦必有感官自然之我欲,与相对待。苟无我欲,则正直仁爱之德,亦无自而生。盖一切美德,无不含有克已之原质者也。
  ——摘自泡尔主《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至直之理。至澈之官。
  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化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2—183页)
  [解析]
  毛泽东赞同泡尔生在书中论述的善恶相反相成的观点,更欣赏泡尔生论述这个观点所依据的逻辑,这就是:没有相反的东西,就不会有对立面的作用,就难以达到在冲突、刺激中砺炼自我品德使之臻于完美的效果。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当年的人格追求和个性气质。
  泡尔生在书中提出一个“抵抗”概念。直观言之,抵抗即两种势力的冲突、斗争,从伦理学上讲,人格主体就是在抵抗一切外在的对象势力中实现其意志、理想的,善、刚毅、快乐等等,就是在抵抗恶、恐怖、痛苦等的斗争中才得以体现其道德价值。“抵抗”甚至被视为人类文明成长的基本法则。泡尔生在书中凡论及“抵抗”之处,毛泽东都击节称赞。
  书中说:“吾人果得此无障碍之满足,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如常胜之游戏焉。夫弈者苟知每局必胜,则无乐乎对局。猎者苟知每射必获,则无乐乎从禽。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弃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然矣。”这观点正好符合毛泽东好动好奇好变化的性格,他在批语中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俄顷不变化者。”
  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对之批道:“至真之理。至澈之言。”
  在书中举例说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这一段的上面,毛泽东的批语补充了例证:“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国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当书中说道,“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批注对此表示了异议:“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这里批语对拿破仑事迹说得不准确,如果说:“欧洲各邦多次结成反法联盟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就对了。因为1814年联军攻入巴黎是拿破仑败亡之始,而在此以前并无各邦围困巴黎的事。虽说这个举例说得不确切,但是他要说明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思,还是表达清楚了的。
  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毛泽东批语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
  如此强调“抵抗”在人格道德锤炼上的作用,就势必承认作为有价值的道德行为的反面的一些东西,如害恶,在伦理学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泡尔生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恶之不可免也如是,然则恶亦为正轨乎,其亦与善有相等之价值乎?余以为不然。恶之为恶,非自有存立之价值若权利。特对待于善而存立,以为实现诸善之作用云耳。善之与恶,犹明之与暗,画工不设阴影,则无以发光彩,然其本意,固在光彩而不在阴影也,犹古人所言烘云托月也。”在这里,泡尔生还只是把恶视为善的衬托物看待的。毛泽东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恶在人格道德锤炼中的作用,于是批注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不仅无价值,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候言,就比例子他物而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就是说,恶是“次等”的善,虽不具有与善相同的价值,但不能说它“无价值”。其价值何在?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害恶“所以不可少,皆因能佐吾人之抵抗奋斗也”。
  基于以上认识,作为毛泽东当时的理想人格的“圣人”,自然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 
34。大同说乃谬误之理想(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不惟此也,历史界生活之内容,亦且因之而消失。盖历史生活之形式,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邻国无侵略之谋,则何事军备,国民无不轨之行,则焉用法令。军备法令,国家之所以与外交内政之阻力相竞争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内而人民,外而国际,无不以正直平和、慈祥、乐易之道相接,则战争,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进取之气象,悉为之消失,而圆满之国家,亦不可见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恶相竞之形式,使诸恶不作,人类悉为神圣,则宗教亦随之而灭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卫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4—187页)
  [解析]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有不少描述大同理想的言论。像上面这段批语明确提出大同说是“谬误之理想”的主张,是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批语批评大同理想,主要是从人生好奇变、善恶抵抗相斗的角度立论,从而推及历史发展总是一治一乱,相循无始终的。这主要反映毛泽东看待历史时喜欢“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个性。 
35。为善为恶,不图后世虚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方披拉图斯(Pilatus)之罪耶稣也,曰汝不见罪汝赦汝者在汝目前乎!期意气之壮如此,当是时,彼之目中,固仅有一僭称犹太王之一狂人,其死生存亡,与罗马帝国曾何关影响。然自今观之,则不特主客易位,而披拉图斯与其他俗憎凡吏之事迹,悉皆湮灭,其所流传后世者,仅此碟死狂人之事迹。盖德人叙耶稣惨死者,不能不及披拉图斯之名,故那稣遗馨千载,则彼亦随之而遗臭。其所以千载不朽者,非其荣誉,特使后人知当时裁判教案之人,不足为定谳云尔。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意不应以此立说。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化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旱期文搞》第2版,第188—189页)
  [解析]
  上面所引述的原文中说的披拉图斯,今译彼拉多,一译比拉多,全名是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撒马利亚、以土米亚总督(26—36年在任)。据《新约全书》载,他曾对被捕的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么?”后以僭称“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将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泡尔生借此典故说明,人们今天为善为恶,总在要在历史长河中或流苦千古,或遗臭万年。即使你今天是理直气壮借做善事为名而为害善人,像披拉图斯那样,终究会让历史证明你不是善人而是恶人。
  毛泽东不同意这样的论述。他在批语中强调,后人如何评说你是善还是恶,不能成为今天的道德行为选择的准则,而应该以今天的所做所为是善还是恶为准则。所以,当泡尔生在另一处谈到:“仁人义士之生涯,虽极至艰难辛楚,无地自容,而功德既立,千载不朽。其同时庸恶之流,虽穷极豪侈,而没世则名不彰焉。此历史之所以垂训者也。观那稣之事,其理最明。盖历史之迹,足以动吾人高尚之心坚定之志者,诚未有如耶稣被磔之甚者焉。”毛泽东批注说:“此却有一疑问: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彼恶人得受恶名又有何不好?”
  毛泽东强调行善除恶不必顾及历史评说,是因为他把道德行为视为只与自己相关,与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关的事来看待的。他在另一处批语中明确说:“吾人所以欲除去害恶,以其为具足生活之敌也。故吾人为遂行具足生活而除去害恶也。”也就是说,人们行善除恶,绝不是为了做善事而去做善事,为了除恶事而去除恶事,不是为了某种善名或恶名,因此,后人怎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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