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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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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是位英雄。在《驳(说儒)》里,郭沫若引《左传》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诸句,说“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会是心有同感的。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如纣王、秦始皇、项羽、曹操等,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毛泽东本人也从看问题的方法论角度,表达过他的这个观点。1958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段话,是个性化的,有要做翻案文章的味道,但毛泽东视之为“教训”,让人们“想一想”,重点确实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问题上面。 
62。彭和尚的下落(读吴晗《朱元璋传》)
  [原文]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摘自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指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引者注)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1948年11月24日致吴晗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页)
  [解析]
  《朱元璋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的力作之一。原名《明太祖传》,1944年出版。1948年,作者着手修改时改名为《朱元璋传》。书中描写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红中军的事迹。这支义军以身着短衣草履,头裹红巾,手举鲜红大旗而得名。他们杀官吏,占城邑,开仓济贫,破牢放囚,声势浩大,极大的动摇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权。西系红中军组织者彭莹玉,是袁州慈代寺的和尚。元顺帝至正四年,彭和尚在袁州率领农民起义失败后,逃到淮西一带,隐名埋姓,在农民中做了14年的秘密宣传鼓动工作,并继续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彭和尚有魄力,有口才,善于组织,反元决心大。他经常在农民群众中活动,斥责元朝的腐败,鼓动农民起来造反,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势力遍及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他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纪律严明,不抢掠百姓,很得人民的拥护。书中对彭和尚这些方面的描写是很精彩的。对这一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结局,作者因未见到他在起义成功后的史实材料,便断定他功成身退,“回到人民中间去了”。
  1948年11月,在国统区无法工作下去的吴晗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村。他把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特地约请吴晗谈了两次。他称赞《朱元璋传》这部书写得好,但表示,对书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有疑问。毛泽东的意思是: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由此建议吴晗对他在修改稿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再作考虑。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我们在前面引的那封信。在信的后面,毛泽东又写道:“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作者“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具体是说书稿中的哪些论述,已无法确知。或者,同吴晗于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的“自序”中所作的自我批评的几点内容有些联系。在这篇序中,吴晗除了检查自己当时以“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彭莹玉和尚“功成身退”外,还谈到两点,一是“那时候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错误地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一是“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关于彭莹玉和尚的下落,吴晗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当他回到解放后的北京,便着手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他感到毛泽东的意见使自己“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他“重新发愤读书”,果然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柯绍忞《新元史》、赵汸《山东存稿》、江西《瑞州府志》等一些史籍中发现了彭莹玉和尚在杭州战死的重要史科,时间是元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他感叹道:“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于是,吴晗把彭和尚的结局改为他在杭州,遭到元军的意外袭击而战死,从而得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对彭莹玉和尚下落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吴晗进一步理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更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得出正确的判断。吴晗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对明史虽然作了30年的研究,却由于用“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所以得出违反历史真实的结论,这和自己有“革命者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清高思想是不可分的。从此,吴晗用严肃的态度,更加认真地学习有关理论,用以指导写作研究。从1954年开始,他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改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l00多份,又送给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着“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16开油印书稿,上面多处留下了毛泽东用铅笔画着的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显然毛泽东又认真地通读了一遍,而且对吴晗的新修改和研究成果是满意的。同时又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
  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作了修改,1965年正式出版。在该版序言中,吴晗对自己写这本书前后20年,四易其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了说明。 
63。我看了很高兴(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原文]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谈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诛代?第二,史记。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说他薄今么?第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看书名就知道他写书的目的是为朝廷讲封建政治学,书中的“臣光曰”,哪一条不是谈政治的?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第二必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真正的成绩。
  ——摘自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316—3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同时发表在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6期《历史教学》上面。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二、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三、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四、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正值开展大跃进之时,范文澜的文章本身也是从大跃进说起的,包括其文章小标题所用的“试验田”之语,便明显带有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运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个大超越,就是一场厚令薄古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实践运动。所以,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起,他就反复讲不要妄自菲薄,要敢于超越前人,要破除迷信,要敢想敢干敢说。在谈到范文澜文章的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就写有上述的一些话,看来,在他当时的想法中,厚今薄古,不光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思路,也是当代社会实践所应有的基本观点。
  第二,厚今薄古,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范文澜文章谈厚今薄古,重在两条,一是要多研究今史,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而且在他看来,即使从古代史的研究来说,由今而古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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