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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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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y》)出版于1873年,严复译之为《群学肄言》,于1903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个版本。该书共16篇,严复所译篇名依次为:“廷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斯宾塞很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门学问,并且反对专而不通。这也是毛泽东读《群生肄言》的主要心得。
  毛泽东最早接触到斯宾塞及其著作,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时候。他当时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其中便有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13年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其《讲堂录》中所记“美谚曰:曲乎直乎,是吾国已”,便出自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曲乎直首,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常称道者也。”
  1914年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经常向比他大3岁的老师黎锦熙请教治学读书之道。现在我们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从1915年4月至8月(是年9月黎即调北京教育部任职),找到这方面最可靠的记载。现据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四月斗八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五月九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该读书事。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七月四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甲寅》六期。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七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主。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八月八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联贯。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棍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往)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黎锦熙日记里几次谈到《群学肄言》,他本人当时也正在研读这本书,故特向毛泽东推荐其中的“缮性”一篇。
  斯宾塞在《群学肄言》的第五至第十二篇这八篇中,分别论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如“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等等。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纳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循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助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82—83页)
  毛泽东遵黎锦熙所嘱,不仅着重读了“缮性”一篇,而且把全书又读了一遍。于是在1915年9月6日写信给已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学长萧子升,谈了自己的体会。这就是前面引述的那一大段话。很是推崇《群学肄言》的见解,认为“心习将,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又说,“三科习,而后三难法。”
  毛泽东读《群学肄言》后的最大收获,是把扩大知识面作为自己治学的要义。这一点,在青年时代的文稿中经常谈到。就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这封信中,他在批评旧学造成的人才的缺陷时说:“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又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所谓学拘,就是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知识面中,而不具备广博的知识。这样做学问,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毛泽东读了《群学肄言》后,对于自己只爱哲学、历史、文学,而不注重自然科学学习的偏颇深感懊悔。斯宾塞尔把自然科学分为玄科(逻辑学、数学)、间科(物理学、化学)和著科博物学即生物学)。他认为,玄科、间科分门别类地教人以各中法则,揭示自然各领域的变化和规律,而著科则在此基础上教人学会运用综合的方法,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整体把握自然。在治学中,只有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才能穷理尽性。因此,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能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不能不掌握这种分析综合的认识方法。斯宾塞尔强调说:“故欲治群学,则诸科之学不可废。”“三者既治,而所以治群学之始基立。”(《群学肆言》第252页)斯宾塞尔反复强调,要研究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学好数理化诸科学。这时,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的认识,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谈到自己的认识转变时说:“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他下定决心要学好学校所授的各门自然科学。1919年11月14日,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批评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注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因而难于成为世界性的大哲学家。毛泽东认为这正切中了自己治学的缺点,因此,他把罗学瓒来信中的“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的科学的根柢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等三句话抽出来作为信的提要,要求新民学会会员在治学时共同注意。在给罗学瓒的回信中,他表示一定要加强自然科学和各门科学的研究。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聚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表示要在扩大知识面上下功夫。他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便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新民学会资料》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不久,毛泽东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已无暇“补足”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了。 
11。给我即象最深的老师(读杨昌济《论语类钞》、《劝学篇》等)
  杨君怀中,留学英伦及苏格兰有年,研究伦理教育,去年归自德,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科讲席,是书即其所编讲义也。语语自道心得,故说理精,自述经验,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学说,析其同异,无所牵附,故博而下凿;即《论语》之内容而析为类,自成系统,亦无碎义,故约而不拘。盖非仅学校讲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笃志自修者,得是书以为研习经训之途径,其于修己、接人、观世、知化之道,思过半矣。
  ——摘自黎锦熙为杨昌济《论语类钞》
  写的书前介绍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干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雀,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解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事。
  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占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摘自杨昌济1914年10月《劝学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男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妄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摘自毛泽车1917年8司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集)第2版第86页)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摘自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
  致周世钊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474页)[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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