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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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坚决一些，“拧紧螺丝”式的经济改革也还是“曲高和寡”，不可能像有“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那样受欢迎。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九八八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会大幅度上涨，戈尔巴乔夫手中没有资源，无法在价格改革时给老百姓大量涨工资，也无法给企业大量财政补贴以平抑物价，因此，这样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让老百姓“受苦”，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
政治“开放”政策的党内“同路人”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是他却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场改革一定会遭到党内官僚体系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发动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声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呢？西方学者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建立同盟关系，换句话讲，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个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当他的后盾。
面对这样一个“孤家寡人”，为什么组织完善、运转良好、掌控一切的苏联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苏联的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一些俄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一场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
通过研究大量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学者们发现，在苏联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民主制度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
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投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电影“泰坦尼克”号描写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种种善良与丑恶，无论是选择坦然赴死、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还是为了一线生机不择手段，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挽救沉船奋斗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难时，乘客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没，寄希望于船员们；但是，如果船员们从船难的一开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弃了救船行动，那么乘客们也只能弃船而去，或者随船赴难。
苏联也是“一艘庞大的船”，各级官僚就是它的“船员”。他们与“泰坦尼克”号船员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最了解“船况”，知道遇险的“船”还有没有存活的希望；而苏联党政官僚与“泰坦尼克”号船员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伦理”不同。通常，船员、民航机乘务员都受过严格的职业伦理训练，要求他们在机、船遇险时，让乘客们先走，自己必须留到最后。而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官僚的“职业伦理”却是不投机就爬不上去，几乎可以说，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多少信仰，惟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或许有时还会想到，要顺便为老百姓办一点事，以安慰良心。
尽管这些精英会天天唱“形势大好”的高调，但他们并不是傻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苏联共产党“这条大船”的状况。一旦发现“这条大船”病入膏肓、政权体系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后，他们政治投机的本性就会引导他们立刻准备后路。苏共政权要指望这样一批精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利益而牺牲，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苏联民主化演进的过程中，苏联的许多党政官僚最关心的，不是如何与民主派作殊死斗争，而是如何抓住“弃船”的良机，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样在“新船”上把握机会恢复昔日之权势。他们比“旧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还“顺手牵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财产，作为在“新船”上“发家的本钱”。
从民主化的发展过程来看，苏共官僚的“骑墙”态度和“换船”举动当然是个有利因素，否则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员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苏共官僚的“换船”举动，却注定了会使转型后的新制度带上旧官僚的深深痕迹，人们最后会无可奈何地发现，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数，还是那些旧精英、熟面孔。而这些旧精英“转型”成为新精英的过程，恰恰就是腐败的温床。
苏联民间早期的独立声音
苏共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自己的精英和老百姓抛弃了。但是，苏联的政治气候发展到让苏共党内精英都“动摇、叛变”，却主要是民主派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信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
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也正是这样的每日每时可以观察得到的行动，“巩固”着苏联共产党的政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苏联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
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但要小心不让孩子参加。许多异议人士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种“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令知识分子反感。所以，那些最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必然想要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他们私下场合讨论的事实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作家、诗人、记者，他们不见得是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家，只是想要让社会不至于被假话淹没，让深受人们欢迎的对真实现象的描述重见光明。
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利用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宣传杂志，来发表一些描绘社会真相的作品，最早的此类作品讲的都是关于斯大林时代的种种黑暗现象，而最敢于发表此类作品的是文学杂志《新世界》。从六十年代开始，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也陆续问世，在知识分子和部分民众中广为流传，其内容也更大胆。从法律上讲，这些活动都是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事实上苏联当局还设有许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秘密管制规定，这些作品和出版物就通过挑战这些规定，而呼吁当局回归自己颁布的宪法和法律。
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主要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它虽然只能在一小部分民众中传播，却赢得了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而这种支持又鼓励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出更多的独立声音。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被苏联共产党政权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联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苏联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当然，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