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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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像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选择，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有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的路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顾人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改造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会被迫放弃很多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很多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一代人为了经济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可以说是“父债子还”。换言之，第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尝到社会主义高福利的“甜头”；第二或第三代人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却享受了社会主义高福利，无论比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过得轻松舒适，但把子孙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吃”光“用”尽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幸运了，他们面临着不得不摆脱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不但再尝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头”，相反，还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转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头”，自然，付出代价的这代人总是心有不甘的。
一般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市场经济，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当做“破衣烂履”，坦然弃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对市场化改革半心半意，对旧制度恋恋不舍，欲拒还迎。在东欧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用刺刀输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态度的人比较多。在苏联，则多数人持后一种态度，因为，亲身经历经济转型时代的人，多半属于第二到第四代，他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记忆和相当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指责父辈，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对市场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
许多俄国和西方的专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苏联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其实，就算他对经济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苏联多年的高福利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条件实行给“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只能进行有“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这样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泽东才办得到，他们既拥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挥动着专政的铁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认了。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好几任前领导人早就已经没法用共产主义理想号召老百姓，而改用“花钱买稳定”的政策了，这是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个时期，就休想再号召老百姓为了党和国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不管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是半心半意、还是全心全意，他面对经济困境，都只能“拧紧螺丝”，即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工作定额、开源节流。换句话讲，就是推行一种给“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谁来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呢？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就试图“拧紧螺丝”，各单位的负责人管不住自己的职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拦截行人、检查身份，看是谁在工作时间跑去逛商店、买东西了，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加强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