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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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按：濮赵一同去的医院，而且是立即去的。）　　　
赵二○○○年版：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立即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毒，敷药包扎之后，她主动地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生保存，以防备对方继续行凶，让我们有个准备，这份证明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我们被咬伤和打伤之后，立刻离开房屋去医院治疗，因为我的手指正在流血。
　　（笔者按：濮赵一同去的医院，而且是立即去的。）
　　结论：据以上所引濮赵的文字，我们至少可以断定：
　　1。濮说是他自己去的医院。
　　2。赵的三个版本都说是俩人同时去的医院，并且是医生主动给开的诊断证明，为的是“防止打人者继续行凶”。
　　3。依赵文所述，当时赵的手指被杨咬得“鲜血迸流”（赵2000年版），去治疗时赵的手指也“正在流血”，但是，在赵文的三个版本中却没有见到医生给赵敷药包扎的情节，我们只能猜测：要么这个女医生重男轻女，要么赵的手指没有流血，要么这个女医生不善良，要么就不是立刻去的医院。笔者认为是事后去的医院更合理，因为：1。据濮赵二人的文本，这个女医生不仅善良，而且有预防性，也懂法律，知道用这个诊断书可以防止再犯罪；2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给赵流血的手指包扎一下的，而事实上没有。这说明：赵的手指没有流血，因为，事后濮赵去看医生时，濮的伤不会立刻消失，而赵的手指却不会总在流血，除非再被咬一口。那么这个作为重要证据的诊断书的真伪性就值得推敲了。
　　（7）林非被打事实真相：
　　根据当事人的五份“诉状”，可以认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家里去。（暂用杨语）
　　　　濮家在一九六九年被派住钱家。进住后，共同生活不久，两家的男主人一同下河南干校劳动，进住方的女主人也下放劳动。在此期间，钱女婿自杀。赵家保姆和儿子与杨和女儿仍生活在一起（住在一个单元里），濮赵曾一同请假回京探过亲（笔者按：这是一大关节，即赵家及赵家辩护者言当事人不在北京及杨文称濮赵二人窃笑“五一六”的关节所在，濮赵曾同时回京探亲是事实，至于有无窃笑之事，存疑。）一九七二年三月至七月，双方都回京，仍住在一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杨家请洗衣工，赵家要先洗，杨家不同意，便打将起来，濮被打了一棒子，杨家弃家出走。濮赵此后便独自使用这四室一厅的房子。
　　　　如果读者对两家打架的事实还有什么疑问的话，笔者手头有这五种文本的复印件，如需要，笔者免费奉送，如果濮赵忘记了自己的文本的话，笔者亦可寄去，备为参考。另外，无论是杨文还是赵文都提到了一些人，除了已去世的钱钟书、钱瑗、王德一、濮母等人，想必其他人还都健在，也算是个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这些人是：
　　　　1。濮赵两位都提到的“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据了解，这位文学批评家对此事的说法是：“鹊巢鸠占”）；
　　2。濮赵两人都提到的“十户”同时搬家后来都有成就的诸位专家、学者；
　　3。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
　　4。居委会主任刘大妈；
　　5。当时文学所副主任唐棣华；
　　6。不停地向赵家传递各种信息的“红学大师夫人”。
　　　　7。为濮开诊断书的女医生。
　　（8）赵版违反逻辑的一些问题：
　　1。赵二○○○年版说：“我们当时是低薪制，买不起儿童摇篮，我们的儿子从未睡过摇篮又怎么能由她丈夫从楼下搬到楼上去呢？”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上讲，买不起不一定就是没有。
　　2。赵二○○○年版：此（杨家女婿，笔者注）人我只见过一面，看见的还是侧面，正在用抹布为他岳母充当家务小工，他从未跟林非和我说过一句话，当然就不可能和我们作过任何“交涉”。以前没有说过话，不等于以后发生事件不去“交涉”，说话和交涉是两个概念。
　　　　濮家四个版本都存在着许多这方面的问题，笔者不再详录，有兴趣者可自去拜读。
　　（9）究竟是谁要抓住这件事不放，是谁先发的难？
　　从上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并仍在念念不忘，意气还难平的不是杨，而是濮和赵。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以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二、为什么发难？
　　笔者在发现这个事实后，实在是想不清楚，不论是在情理上，还是在法理上，濮家都不在理，按常理，过错一方一般都愿意息事宁人，然而濮赵却不是这样，夫妻双双同时在一九九七年将这件事公开化，只是由于钱杨未予反驳，孤掌难鸣，没有引发强烈的反响。至于濮赵为什么同时出手呢，只能依据濮赵的文本进行推测了，如果有错误，望当事人及其他方家不吝赐教：
　　（1）一九九七年，钱生病住院，已是口不能言，杨已八十有六，加以唯一的女儿重病缠身，钱家在此时可谓处境艰难，自顾不暇，这样做为当事人的一方，濮赵尽可以自说话话。赵语涉此事更是毫无顾忌；笔者说这句话也是有根据的，濮家保存了二十多年的诊断书，完全可以在这之前或更早拿出来，干嘛要等到一九九七年？
　　　　（2）濮家并不认为在此事上自己有什么错误。首先，房子是公家分的；其次是你打了我，自己走的；第三，当时搬家的也不是我一家，而且，这些同时搬家的人以后也有“大名鼎鼎”的，说明，搬家的并不都是“坏人”；第四、是你钱家仗势欺人，难以相处，因为我们也曾与三户同住在一起，相处得像朋友一样；等等。所以一直等到一九九七年，夫唱妇随，有备而来。
　三、究竟谁是弱势？
　　（1）钱家仗得是什么势？钱濮两家武打时，濮家版本中说杨家依靠的女婿是造反派和一个高官，事实是：造反派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自杀了，还落得个“没有正确对待祖国和人民”（赵1997年版）的罪名，那位高官则是神龙首尾都不见，无政治优势；濮钱两家从干校回京同住时，已到了一九七二年，那时，钱与濮一样是一个“无名小卒”，无“文”势；当时，钱杨夫妇六十挂零，濮夫妇四十挂零，无“武”势，如果其中钱家当时有一势的话，流亡的可能就不是钱家了。
　　（2）濮家一九九七年发难时，钱不能言，杨不能行，有名无实。直到两年之后，杨在处理完丈夫和女儿的后事后，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反戈一击，谁是强势。希望双方论争的参与者把濮钱两家论战的原始文本看看。特别希望陆仁先生能对此事有个说法：1。写文章时是否看到濮家的这四个版本，从行文中，可以看出陆先生是看到的，但是为什么不向读者明确说明？2。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脏了”自己的文章？是“沙子”、“革命男女”还是“老妖婆”、“笑面虎”、“猫狗”？3。仅凭采访过某人获得的良好印象便为某人及其对立面下结论，是否符合逻辑？4。比较一下这五个版本，谁更像在写小说？
　四、濮赵版本中的用词解释：
　　（1）“善良和公正”：赵版中只要求善良和公正的人对这件事进行判断，如果你判赵家正确，你便是善良和公正的读者，如果你判断赵家错，那你就不善良和不公正。同样，给濮开诊断书的女医生就是“善良的”。
　　（2）“如果正确对待祖国和人民，一定能获得改造自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赵1997年版）”：这句话暗含这样几个层面：首先是你有罪，其次是不正确对待祖国和人民，第三，放弃重新做人的机会，即拒绝改造，自决于祖国和人民。多么熟悉的“逻辑”推理！
　　　（3）。“我的身上流着我们民族正直、善良的血液（赵1997年版）”：据科学常识，人的血液里只可能流着“A、B、O、AB”型四种血型的血液，尚未听说有第五种血型。
　五、笔者的思考
　　如果仅仅为这件事的本身费这么多的功夫在此饶舌，显然太不值得，“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陆仁《反思“文革”岁月的胸怀与境界》），看来，每个人都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濮赵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想，也不会对这件事念念不忘的。既然大家都想到了一起，笔者想站在现实的角度说说自己的看法，否则也就辜负了濮赵的一番良苦用心，笔者斗胆一点，就教于方家：
　　首先，我们不要忘记这桩公案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要革谁的命？要革“封资修”文化的命！而钱杨两位在当时无论如何都只能算是“封资修”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样两个“封资修”在那种严酷的特殊环境中何以竟敢凶狠地打人？濮赵文章表面上指责钱杨仗着自己有一个造反派的“驸马爷”，实际上是在暗示钱杨仍然是资产阶级，他们不但对濮赵瞧不起，就是对其工人阶级的女婿也瞧不起，这是什么行为？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亲不亲，阶级分，既然你钱家是资产阶级，我们革你们的命都没关系，住你两间房子算什么！这种心情的流露，在赵文中还不时有所见：“杨绛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命运，从开始就笼罩于我们头顶了。”（赵2000年版）”读者不要小看这几笔，也不要以为赵是在说杨家因赵家进入了她家才这么仇恨，细读赵文，读出来的是：杨对革命群众有着天然的仇恨心情，对革命不满，不管是谁进住她们家，只要是无产阶级，就不会有好结果，包括她的女婿，不也被杨家逼死了吗？其次，革命群众是奉命行事，我们的血液里流的是“民族正直、善良的血液，我热爱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而对个别一贯仗势欺人的家伙，却绝不会弯曲自己的腰板。（赵1997年版）”濮在与钱钟书的“比较”里闪烁其词地援引某某不具名的名学者的话，称钱的学问是“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也在暗示：钱的学问对国家、民族有什么用，我是一直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没有做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就是我做了错事，也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这让人想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革”逻辑来。其次，我们这些进住的根红苗正的优秀分子，也照样能做出学问来，有许多人现在成了名家，这不充分说明我们进对了吗？第三，当时受到迫害的不只是你们，我们不一样在劳动吗？并被累病了，等等。总之，用一些琐碎的事实，故意撇开“文革”的的性质，把一场政治斗争，淡化为“家庭”琐事，但在字里行间又处处埋藏机锋：只告诉读者，当年的生活是多么苦，做一个善良、正直、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人有多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