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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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实例的“议论文”
中国的课堂八股，认为在记叙文之外，还有一种叫做议论文。这种议论文的程式决不是要你在议论中提出新思想，而是要你论证一个权威的陈腐观点，一个表面上没人不同意（腹诽除外）的教条。于是充满诡辩的逻辑杂耍开始了。既然逻辑常识已从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取消，那么可怜的中学生们该怎样来“论证”一个自己根本不同意的观点呢？当然不是用逻辑的方法来论证，而是按照老师教导他们的现实需要（包括得高分的需要）来论证。也就是说，只要教条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你只需补充实例；只要认为是错的，就一定是错的——你也只需补充实例。但并非一成不变，常常出尔反尔，那也不要紧，假如昨天需要说甲是对的、乙是错的，说就是了，而且非常雄辩。而今天需要说甲是错的、乙是对的，那更容易，只要把上次“论证”时故意视而不见的反面例子再重新提起就行了，肯定比上次更雄辩。这种“辩证法”魔术，如同让观点甲降入乙级队，而让观点乙升入甲级队一样，在当代中国早已司空见惯。
伪抒情的“抒情散文”
中国的课堂八股中，最可恶的就是所谓的“抒情散文”。抒情抒情，把人类所有纯正朴素的美好感情都抒成了虚假的滥情。连表达感情都有了程式，那么，精神之麻木、良知之泯灭也就难以避免了。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无不抒情，但抒情未必要用声嘶力竭的感叹句。真正丰沛深沉的感情，反而都避免浅薄的感叹句——甚至对感叹号都非常警惕。文革时期那些带三个感叹号的标语口号，充满的只是虚假的感情。所有大抒特抒其滥情的散文，无一不在伪抒情。伪抒情的惟一功能就是献媚——它原本是娼妇的拿手好戏——向权力献媚，或者向趣味低下的庸众献媚。真正的抒情决不是一味地赞美或谄媚。世纪下半叶的某些中国人，完全搞错了词义，他们把政治性的效忠当成了艺术性的抒情。真正发自内心的抒情，都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而所有奴颜婢膝的效忠，只能让人无比厌恶。
换汤不换药的“新概念作文”
如果作文有“概念”，那么无论新旧，作文是不会有出路的。按概念训练出的作文高手，不可能成为大作家，而只适合当小秘书，写各种实用性的官样文章。如何创作文学作品，是无法按计划训练的。半个世纪以来，有些人愚蠢地把培养作家当作开办机械化养鸡场（有所谓的“作家班”），有些人愚蠢地想把作家的头脑置于某种控制之下，想把艺术作品的生产纳入政治流水线的作业之中。然而任何真正的艺术，永远都是个人化的手工劳动，它们不可能在流水线上诞生。流水线只能生产伪艺术品或艺术的赝品，充其量也不过是工艺品。真正的艺术品是不可复制的，不可能按配方重新克隆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在机械化养鸡场里一批一批生产出来的，而是在放野鸭子的过程中一飞冲天的那只白天鹅。“概念作文”可以休矣！
感觉派散文和说理派散文
我认为真正的散文只有两种，感觉派散文和说理派散文。感觉派散文不需要逻辑论证，没有一种真实鲜活的感觉需要逻辑的支持，它需要的是有类似感觉的读者的情感共鸣；感觉迟钝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读者，哪怕你的逻辑无懈可击，他给你的只有一个没感觉。说理派散文不需要感情吁求，如果你说理不透彻，再展示无数个有利于论点的论据或实例，再求爷爷告奶奶，读者给你的只有一个不同意。用说理的方式写艺术性的感觉散文，是没有感觉的低能者——他根本就不配写感觉散文。用感觉的方式写思想性的说理散文，是没有思想的低能者——他根本就不配写说理散文。用同一种八股套子来教导人们写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散文，则是对中国文学的蓄意谋杀——作案现场就在当代中国的报刊上和出版物里。
作家与批评家
中国作家中普遍缺乏第一流的批评家。反观西方文坛，大诗人、大作家与批评家，往往一身而二任，而且这一特点越到现当代，表现得越明显。批评之于作家，是最接近创造的切身需要，如果坚信自己的创造是独特的，那么，阐释它的意义，标明它的价值，确立它的坐标，便同样舍我其谁。回头看看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几乎可以一网打尽地肯定，我们没有这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兼从事批评的，比例上就极有限，而其批评活动，总体上又可归纳为某种“讨生活”：五四诸贤仗着自己常常显得过剩的旧学功底，习惯于向古国典籍讨生活；当代以文学大师自居者，往往不约而同地向《红楼梦》讨生活，仿佛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目的，就为了供这些不再有创造之欲的“大师”无偿领取养老金。某些新锐作家如果想抖露一点学术，则又无一例外地习惯向卡夫卡、博尔赫斯、昆德拉或什么什么讨生活，仿佛只要在领会这些作家时披露若干心得，就足以证明自己的文学已足够现代或后现代，可以与马尔克斯面对面吸雪茄了。至于像萨特、加缪那样通过明晰坚定的论文直接阐述自己哲学、文学观念的作家，管见所及，可说一个没有，而且也看不出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一个的样子。
批评的错位
拉拉杂杂地读过不少当代文学评论，不祥的体会是，当代文学评论家已丧失了就人物谈人物的能力，他们总是热烈地探讨主题，亢奋地挖掘意义。一个人物是否饱满鲜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否代表某种主旋律，能否引动一个可以让大家喋喋一阵的焦点性话题。举个最近的例子：“七十年代作家”（尤其是上海滩上几个宝贝）正在报刊上全面飘红，热评不断，但我所读到的评论文字，无论捧场还是抨击，几乎无一指向他（她）们的创作本身。评论家们明显更为兴致盎然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品艺术质量，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特征。根据他们的评论方式和言说内容，看了半天后我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他们谈论的不是什么作家，而是一群演艺界人士。我很怀疑，如果鲁迅先生在今天而不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写出孔乙己，会不会连点水花也溅不起。
点射与排射
没有针对性的批评，无法让读者确切把握评述对象的批评，言词再怎么咄咄逼人，充满力度，仍然是虚弱的。由于所指缺乏针对性，读者还没来得及觉得过瘾，就会被下一声嘀咕闹迷糊：您这是在说谁呢？我们听到了枪声，眼前出现了大片炮火和一座英雄雕像，但硝烟散尽，却发现战场上没有一个人倒下。也许战场是虚构的，或仅仅是作者用以试验自己武器威力的实验场。我们不怀疑作者写作时肯定心有所本，但由于这一“本”没能让读者清晰地感觉到、把握到，结果便只能是含沙射影了。无法与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的含沙射影，其力度是可疑的，因为一旦被暗示到的家伙拒绝对号入座，文章的效果就接近于零。缺乏针对性的批评，还可能因读者的误解产生误射误伤。举射击为例，以刊物为发表阵地的文学批评应该是点射，而非排射。你想和谁过不去，单挑就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近来向余秋雨发难的文字，好坏暂不论，基本上都属点射和单挑型，偶尔见到几篇谈论此现象的评论，却遗憾的均属排射型，习惯于将那些其实各各不同的文字煮成一锅。我的观点是：点射是英勇的，排射是卑鄙的。
臭大街法
文章眼前事，得失天下知。现在是评论家的世面，近来惹动媒体骚乱的几位爷们，招法都惊人地相似，大致可归纳为引火烧身法或臭大街法。或作泼妇骂街状，把鲁迅、老舍、金庸等文坛硕彦挨个骂过；或作僭妄渎神状，以乳臭未干之身，行耶稣基督之事，勒令他人忏悔。最可笑的莫过于某个不忘抬出文学博士身份的评论者，为求咸鱼翻身，竟置幼稚园级别的文学常识于不顾，擅自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起悼词来。他的立论基础之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大师（鲁迅、钱锺书、沈从文等），大多具有可疑乃至可憎的人格瑕疵。我们只想问一句：文学大师的标准，什么时候与道德圣徒的标准等同起来的？难道别国或其他世纪的文学大师，个个都是圣者？别说，这条文坛咸鱼还真借着这篇烂文，一时耸动视听起来。
批评家的批发业务
关于当代批评家，梅疾愚先生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不过梅先生似乎误把当代批评家视为零售小贩了，其实现在的批评家要阔气得多，他们决不搞零售，而专做批发。因为他们的一个笼子，要寻找的是整整一群鸟。当代批评家习惯于为一群个性全无、面貌相似、低水平重复的作家进行统一命名，随后挂牌出售。当代批评家懂得追求规模化效应——当代蹩脚作家也心知肚明地主动与之合谋。正常的文学评论，是以评价“这一个”为主的，评价“这一群”是文学史家的工作。而没出息的蹩脚小说家却愿意被这样收编，仿佛一被“名牌”公司收购合并，就可以牛气冲天地一俊遮百丑了。
要有耐心等待追认
文学史乃至艺术史有一个追认的传统，即艺术家凭其本能和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创造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派什么风格，由后人命名，哪怕一开始是不理解的歪曲性侮辱性命名，如画派中的“印象派”，诗派中的“朦胧诗”，小说流派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命名的滞后，几乎是艺术史上的通例，而中国当代的艺术现象却是命名超前或起码是与产品同步上市，往往先有品牌推销，甚至是批评家呼唤，然后才有大批产品面世。这实在是现代商业化产品的运作方式，而非艺术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与用行政命令来指导创作伪艺术品一样，违反了艺术创造的根本规律。在中国尚没有足够的自由作家之前，请别老想着文学史，正如别想着诺贝尔奖。伟大的作家不会与蹩脚批评家合谋，更不会不知羞耻地自称自赞。要有足够的自信和耐心，等待读者的裁判和历史的追认。没有诺贝尔奖，托尔斯泰照样是托尔斯泰；没有生前的承认，曹雪芹照样是曹雪芹。
文学史——著作还是教材
重写文学史成了一声时髦的呐喊。鉴于以往的文学史不出官修范畴，主题醒豁，雷池分明，做史者亦步亦趋，处处唯谨，莫说自创新见，别出心裁，就连某人是否该提及，某人该独占一章还是一节，或与众人如孵澡堂子般在一节里挤做一堆，都有严格的规定，一不小心就是政治问题。所谓主编，其实只是一个诺诺连声的领命者。这样的文学史当然应该重写。所以，问题的方向根本不在于是否应该重写文学史，而是如何重写。我的感觉是，现在所谓的“重写文学史”，几乎无一不是指“重写文学史教材”，即使表面上类似私人撰述，其实质仍是一个官修面目，“重写”者的最高目标，是希望它能进入高等学府。世俗的雄心过大，立言立论难免受到各种牵累。倘如此，我宁可敝帚自珍，做我的《齐人物论》。众所周知，它之无望成为教材，就像螃蟹不会长出翅膀。
文人无文
中国不少当代作家，多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