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论-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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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的伦理应当是诉诸原则的伦理，但是，个人在应用道德原则时， 由于复杂多变的境遇常常不得不依靠一己良心的裁制决断。所以，良心对一般原则的诉诸与良心根据具体境遇的自我裁断两者实在都不可偏废。〃出处〃的问题可以说如此强烈地凸现出良知自我裁断的作用和意义，以致一些儒者认为出处一事是一件他人不好妄加评论，更不能越俎代疱，而是必须特别依赖于当事人自己的良知裁决的事情。宋儒胡安国说∶〃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义，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于人，亦非人所能决也。〃15我们在强调过义理原则的重要性之后，再以〃出处〃为例来谈良心在具体境遇中的自我抉择，不仅可以展示良心的具体应用，亦可防止前论？流向偏颇。
再次， 出处可以说是迹、是行、是事关廉耻的大节，是人禽之分，高尚与堕落之分的关口。 今日从社会的角度论道德，说做人，应从何处入手？是从心性、境界入手，还是从行为、大节入手？前者总有精英论痕迹，后者却能对所有人开放；前者可能造就数个崇高君子，后者却能撑起社会基本纲常；何者为急？何者为要？在传统的精英等级制社会，人们常说要由好的学风影响和造就好的士风，由好的士风影响和造就好的民风，但是，在一个士已处于边缘，或者说已融化于民的社会里，在一个不再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时代里，这一次序是否还有现实意义？而且，即使从士这一阶层来说，看来也必须首先重视砥砺名节，立定脚跟。顾亭林有感于明未清初的学风之日弊，曾经不无忧虑地说过∶〃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 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16所以他在道德上强调从基本的做起，不说〃成圣成贤〃，而只说〃行己有耻〃，自子臣弟友之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 矣！……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17
最后，即使就传统〃出处之义〃的特定意义而言，这一意义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没有完全过时。近一百多年来，这一问题仍然纠缠着中国的学者，甚至把他们逼入了更加困惑的两难处境。〃出处〃的形式当然已经改变，但是对政治采取何种态度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乃至于咄咄逼人，使人难于逃避。这不止是一个考虑是否从政的学者才遇到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学者都面临的问题∶学术与政治之间究竟有没有距离？学者要不要介入政治？或者以何种方式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压迫学者心灵的份量并不稍减，它的淡化大概得有赖于政治的日益清明或学者对其事业和使命的重新估价，而这些转变都离不开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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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出处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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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为为
四、先儒〃出处之义〃
我们现在就来看古人所论的〃出处之义〃，我们着重谈谈孟子。孟子是一位深沉而〃好辨〃，使命感极强的思想家。孟子辟杨墨，对老庄却未发一辞，想是当时杨墨影响太大，〃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辟杨墨是辟其影响，辟其流弊。而老庄的影响尚未著形。孟子与庄子大致同时，两人各自是儒、道两家最杰出的传人，然而却可惜未曾谋面，未曾交锋，否则，两位同样深沉而〃好辨〃的思想家的相遇一定会很精彩。不过，〃默默无闻〃倒也正是庄子的心愿，符合隐者的宗旨。
不过，我们在《孟子》中也看到一位不愿沾染人间一切不洁之物的〃廉士〃陈仲子。陈仲子耻其兄为齐卿而避兄离母，自食其力，以至有一次饿得三天没吃东西，耳朵没有了听觉，眼睛没有了视觉，看到井边有一个金龟子吃掉大半的李子，爬过去吃了，耳才复聪，眼才复明，孟子虽尊其为齐士〃巨擘〃，但认为若推广其操，则必须把人变成蚯蚓才能办到。毕竟，很难知道仲子所住的房子，最初是象伯夷一样廉洁的人所盖，还是象盗跖那样的强盗所盖，他所吃的粮食，是象伯夷一样廉洁的人所种，还是象盗跖那样的强盗所种。如果把仲子的原则推广到极致，则任何物品的最初来源都是可疑的，都是可能不清白的，所以个人也许只需做到一件东西到他这儿的来路必须正当就行了，他取得它的方式必须正当，再远，则非他所应为，也非他所能为，甚至能知，但是，这可能也正是仲子的意思？孟子批评的只是推广仲子的思想可能产生的流弊∶即一种使人与世间断绝联系，不食人间烟火的倾向。
仲子之廉之清，虽无直接的政治针对性， 但看来甚至有甚于伯夷，《淮南子·汜论训》说他〃立节抗行，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仲子之清是有所肯定、有所遵循的，他遵循的是义，这使他不同于类似庄子那样的要泯去是非、逍遥于世的隐士真人。但在孟子看来，仲子所遵循的义只是小义，人们都会相信仲子不会接受不义地交给他的齐国， 但这还只是抛弃一筐饭、一碗汤的小义，而非〃亲戚君臣上下〃的大义。
在把伯夷，柳下惠、伊尹与孔子作比较时，孟子批评了伯夷的〃隘〃，也批评了柳下惠的〃不恭〃，耐人寻味的是，他在这三人中独遗下〃圣之任者〃伊尹未予批评（虽然他认为伊尹还比不上孔子）。〃隘〃就是隔，与世人离得太远，〃不恭〃则是太不隔，使自己混同于世人。这些批评给了孟子一个定位∶即处于隔与不隔之间。孟子有很强烈的入世关怀，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拯民的政治抱负；但是他也持有同样强烈的具有精英色彩的自我使命感，有区别和疏离于众人的自豪感和极坚强的自信。实在说，孟子也主要是一位任者，除孔子外，在其他三位圣者中与伊尹最为接近。 孟子虽认为君子有任，君子必出，但又反复强调君子之出必以其道。周霄问孟子∶〃古之君子仕乎？〃他回答道∶〃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士之失位，犹诸候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18〃仕〃为〃士〃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古之人虽求仕甚急，又甚恶不经合乎礼义的道路来求仕，不经礼义之道来求仕的，就象想结婚的男女不待父母之命，不由媒妁之言而钻洞翻墙私通一样。
为此，孟子对一些古圣贤〃干进〃的传说做了分辨。他说，伊尹非以〃割烹要汤〃，而是〃非其义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19他认为，百里奚也没有〃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此一传言是〃好事者为之〃，百里奚到秦国巳是７０岁，以其知虞将亡之智，不会不知道以养牛干进是一污行。孟子又解释孔子出游卫国与齐国时并没有住在君主亲近的宦官家里以求进，而是进以礼、 退以义、 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说，圣人行止有不同，但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则是圣人之所同。20
出仕不可以〃钻穴〃，不可以〃穿 〃，不可以〃诡遇〃，不可以〃枉尺直寻〃，不可以〃逆取顺守〃。因为即使目的是好的，甚至后来的结果也是好的，这手段也会败坏目的，并从长远和整体上仍然有损于人类。目的当然会影响手段，就象那个有一妻一妾的齐人的乞讨肉食，凡求富贵利达者几莫不如是。饥渴者喜欢暴饮暴食，并觉得什么都食之如饴，但这是未得〃饮食之正〃，同样，一个饥渴名利者将可能无所不欲，无所不为，所以要注意使心灵免受饥渴之害。这是从目的上反省，对欲望的限制，〃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21从而〃养心莫善于寡欲〃。22对自我来说，此不失为务本之为。
但是，从普遍的观点来看，更重要、更紧迫的还是手段，因为手段就是行为，而目的的实现只是一定的状态或结果，道德的基本领域不外乎行为或手段。手段不正也必然败坏目的。所以，以为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先取得某一职位再做好事的人将铸成大错，这种事前就抱有的自我宽宥、自我辩解，决不同于事后的醒悟和纠正。
孟子不仅强调出处必以其道，而且透出一种大丈夫的豪气，一种高度的士的尊严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23因其显赫和富贵，若我得志，皆我所不为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24这种态度与孟子的个人气质和时代都有关系，但根本还在于孟子深信道高于势，德高于位，道义至尊至贵，故有挟贵、挟勋而问者皆不答， 不肯轻易造朝见齐王，认为非道不受一箪食，而为道受天下亦不为泰。孟子去齐时，对欲为王挽留者态度甚为傲慢，明告他君主应使贤者安其身，但在离境时又缓缓而行，以致有人以为他有干禄之意，孟子答道∶这是因为王用我可以安定天下之民。我希望王改变态度，把我召回，难道我一定要象那种见君不纳谏便马上怒形于色、急速离开的小丈夫吗？
这两种态度看似矛盾却不矛盾，关键是因为有〃经〃有〃权〃。孟子从气质上说最接近伊尹，但就理想而言，则最倾慕孔子。孟子是负大任者，亦是〃经权〃的大家，其论述〃出处〃之〃权〃甚精微。纵横之士也讲〃权〃，但此〃权〃不同于彼〃权〃，此〃权〃是有〃经〃之〃权〃，此〃权〃是仁者之智，〃权〃说明先儒不仅考虑到动机，也考虑到效果，要在复杂多变的情境界做出正当的抉择必须有〃权〃，有〃权〃才能使道德落到实处。
孟子引墨杨为戒， 说〃子莫执中〃，然而〃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25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嫂溺必援之以手，此即为〃权〃。礼与食相比，当然是礼更重，但是，这并非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宁愿饿死，或者宁愿鳏居也不能违反那怕很轻微的礼，不宜拿〃礼之轻者〃与〃食之重者〃、〃色之重者〃相比；而是要问∶岂能为怕饿死而〃夺兄之食〃，为防鳏居而〃逾墙搂东家处子〃？也就是说要在同等的层次上比较和权衡。权即权衡、选择。〃鱼，我所欲也〃一章讲的也是〃权〃，那是生死之〃权〃，是在较特殊的边缘状态中的〃权〃，而我们现在尤要注意的是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出仕之〃权〃，辞受之〃权〃。
古之君子出仕有〃三就三去〃∶第一种是有礼听言才〃就〃，否则即〃去〃；第二 种是虽不听言，但有礼，此亦可〃就〃，礼衰才〃去〃；第三种是不听言亦无礼遇，只是周济使不死，若陷于饥寒交迫，此亦可〃就〃，但只是免死而已， 稍能活即〃去〃，故曰〃三去〃。显然，第二种、尤其第三种〃就〃都是暂就、 将就、 屈就和俯就，不久即将离去，只有第一种〃就〃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