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论-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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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君子〃的评论说∶诗经里说白圭之玷，还可以磨掉，言语有了失误，就没有办法了，荀息就是这样。⑨
⒉公元前５９４年，楚国出兵围困宋国，宋向晋国告急，晋候本欲出兵救宋，但被伯宗劝止，于是只派使节解扬去宋国，命令他去告诉宋国别投降楚国，说晋已举师，援兵很快就到。结果解扬路上却成了楚人之囚，楚国国君以重利贿赂解扬去跟宋国人说相反的话，即说晋国不会派援军来了，解扬不同意，三次劝说之后，解扬同意了，然后楚军让他登上楼车到达城下，向宋国人喊话，解扬却趁机把晋候所命令他传达的话告诉了宋国人。楚君想杀掉解扬，使人对解扬说∶〃你答应了我的话，却不履行，这是什么道理？不是我不讲诚信，是你抛弃了诚信，赶快就刑吧！〃解扬答道∶〃信载义而行就是利，谋要不失利以保卫国家才是为民之主。所以，义无二信，信无二命，你贿赂我， 是不知道什么是命，我受命以出，可以死，却不可以废弃命令，你怎么能够贿赂我呢？我答应君，是要完成命令，既使死了，也是我的福气。我的君主有可信任的使臣。而我则得善终，这样的死又有什么可怕呢？〃于是，楚君就放他回国了。⑩
以上两个例子，第一例是〃荀息守诺〃。它直接触及到了我们所要讨论的一些根本问题。守诺本身是不是就是义？在它之上是否不再有更高的义，守诺否不必以这更高的义为转移？是不是任何的诺言都必须遵守，即使守这诺言已经于事无补，甚至可能有背于其它道义原则，这时也还是要守这诺言？从荀息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君子〃的评论则有些不同。在评论者看来，似乎诺言不可不守，但许诺不可不慎。 这一看法可以是从保身的明智立场出发，也可以是从洁己的道德立场出发（即认为这诺言不合道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那么， 我们就要由此上溯到荀息许诺时的情况了∶假定许诺是不合道义的，除了上述他事实上的选择之外，这时他无非还有两种别的选择，一是说真话，明确表示他不能做出对国君的承诺，而从保身的立场看，他可能此时就身已不保了，从道德的立场看，他当然是可歌可泣的，但评论者之意似不在此；再一种办法就是许假诺，假装答应下来，但并不准备以后去履行，这也许正是评论者所暗示的意见。例如，先假装答应下来之后再逃离晋国。这样他既能够避免当前的危险， 又能够摆脱后面的困境。那么，从道德的观点看，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不能够说谎呢？
我们巳追溯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它涉及到诚信的道德命令是否绝对不可违犯，是否容有例外的问题，但对它的回答我们却想放到后面去讨论。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事例，真正恰当的评价必须在充分了解了当时的各种情况之后才能做出，而我们并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只能从已知情况推论∶荀息即然做过奚齐的师傅，他肯定感到对奚齐有一种义务；而他作为臣属又肯定对国君负有义务；他也不忍欺骗一个濒死者；而辅立奚齐是否不合道义也并不完全确定∶因为子并不能承母之过，子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其继位也并非全然不名正言顺， 且国家也有自己的大利这一大利就是稳定而不使生灵涂炭，并且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牺牲一己，等等等等……大概正是这些原因促成荀息对晋献公做出了承诺而没有拒绝，而许假诺本身作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看来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必须说真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做人的基本义务。从这一点看，荀息的精神确实又是很高尚的，荀息提供了一个以诚信为义务，而且以诚信为基本义务的典型范例。
第二个事例则正好是一个说明不以诚信为义，或至少不把诚信作为一种基本义务的范例。在此，诚信与否要受其它目标的支配。晋候不欲出兵，却命令解扬去告诉宋国人他要出兵，此一不信也，在此国家的利益高于诚信；解扬知道晋国没出兵，却欲从命传达这一谎言，此二不信也，在此君主的命令高于诚信；解扬被执之后，明知道他还是会转达君命，但却假装答应楚君，此三不信也，理由还是君命高于诚信，所以，遵命就是信。而按这一观点，解扬不是也重信吗？11他不也是一诺千金吗、大义凛然吗？他为了信守君主之命不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包括说谎）吗？他不是把个人生死也置之度外吗？但我们知道，从事实来说，他实际上是以谎言维持谎言，他实际上是在欺骗楚君以便把晋候的谎言传达给宋国人。而楚君虽是贿赂解扬，但他要解扬说的话倒实在是真话。虽然这是发生在战争之中，战争有自己的逻辑，战争中很难避免尔虞我诈，但是，即使我们设定晋宋一方是正义的一方，这是否就可以使如此欺骗敌手，尤其是欺骗盟国正当化呢？至少在此显然还有另外的选择。不过，我们并不是要评价这件事，我们只是想借此说明∶仅以诚信作为手段，认为诚信要以别的原则为转移（在解扬这里是〃命〃，而他把这种君主之命也称之为〃义〃），有时会产生多么混乱的结果。这是一个连环套，而在这一连环套中，那怕只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谎言就可能变成真理，而真理却反而成了谎言。
我们这两个挑选出来的事例是否具有典型意义？〃君子〃的评论是否具有代表性？荀息与解扬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倾向，在后来的历史上，究竟那一种更占主导地位？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不匆忙回答，而是再看看当时思想家的观点。
先秦人较少说〃诚信〃而多言〃忠信〃或径直说〃信〃，先秦的时候，〃忠〃的意思没有后来〃忠君〃的特定义，忠就是〃衷〃，是真心诚意从内心发出的意思， 或者进一步说是〃尽心谒力〃之意，所以，〃忠〃可以类似一个形容词，用在不同的德性概念上，如〃忠信〃，〃忠恕〃〃忠厚〃等。在这个意义上，〃忠〃可以说与〃诚〃同义。
《论语》中 〃信〃 字出现了３８次， 孔子有３次谈到〃主忠信〃，〃忠、信〃在孔子〃文、行、忠、信〃之四教中占其二，可见孔子甚重视〃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12，这句话生动地表示了人无信则无以立，无以行的意思。言语能够信实，行为能够恭敬，则在〃蛮貊之邦〃亦可以行得通，言语若不信实，行为若不恭敬，则在家乡〃州里〃也行不通。
但是， 这里所说的〃信〃是不是一种基本的义务呢？最接近于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一句话不是孔子，而是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的。他说∶〃信近于义，言可覆也〃，意思是如果信约符合义，那就可以去履行这信约。但是，反过来呢，如果信约不符合义，那怎么办呢？回答可能是∶这样的信约根本不能去订，但如果我们是处在要未是订，要未是死的边缘处境呢？这时该不该违心地去订约呢？这时可不可以做假的承诺呢？问题只有放到这一处境中才能够显明，把信是否视为义对这一处境中的抉择将有关键的影响。而我们从有子这句话可以看出这样的意思∶ 信与义不同，信还不是义，或至少还不是最基本的义，因为是否守信还要根据信是否合义来决定。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孔子的意思呢？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蒲国人围住了孔子，与其弟子斗得很厉害， 后来害怕了，就跟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们走。〃孔子答应了，与蒲人订了盟约， 但随后就去了卫国，子贡问∶〃难道可以负盟约吗？〃孔子回答说∶〃要挟、强迫的盟，神不会理会的。〃13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就等于回答了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 说明孔子确实认为信不是第一等基本的义务，为了其它目的如以道救天下， 有时可以立假盟约，可以许假诺。 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有争议的，一些儒者，如程颐相信此事，14但也有些学者，如钱穆认为此事不可信。
我们且不以此事为证据，而是来综合地看看孔子的有关言论及著述∶第一，从孔子论〃信〃看，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信〃是其中一德， 也可以说是一种义务，但看来孔子没有把〃信〃的地位看得很高，〃信〃是不学的普通人也常具有的品质， 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虽如底色， 如璞玉，很重要，但须修饰、雕琢，不然就有蔽∶〃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言必信，行必果〃的士被列为第三等，排在能〃行己有耻，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第一等士与〃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的第二等士之后，虽高于〃今之从政者〃，但还是〃然小人哉！〃15
第二，从孔子论〃直〃看，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直〃就是不隐瞒，说出真相，与我们所讲的〃诚信〃意思相同，但在此，〃直〃要服从孝亲。此事详见《吕氏春秋·忠廉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如果孔子的评论是就事论事， 那么他显然是正确的。 因为这位楚国的所谓〃直躬者〃，不过是一个〃窃义者〃， 甚至是一个狡猾的人，其行为毫不足取。但如果是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作为普遍原则，则又有说。
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孔子在此是把这一〃互隐〃原则主要作为非执政者或非执法者的原则，而对执政者或执法者来说，还是不能随便隐曲的，因为据《左传·昭公１４年》记载，他也曾赞扬过晋国的大臣叔向说∶〃叔向，古之遗直也。 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不过，〃直〃的要求还是程度不同地受到孝亲的影响仍是无疑义的。
第三，从孔子论〃谅〃看，〃谅〃也有〃信〃的意思，齐国管仲与召忽原来都是侍奉公子纠的；可以说与公子纠有信约，公子纠被杀后，召忽自杀以殉，管仲却转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管仲这一行为受到后来一些人的责难，孔子为之辩护说∶管仲辅相桓公，称霸诸候，使天下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免于夷化，他难道要象普通百姓那样守着小节小信， 在山沟中自杀而没有人知道吗？在此，信低于〃尊王攘夷〃之道。
第四， 从孔子所著《春秋》看，按传者的解释，《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 ，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又有为中国讳等说，讳即隐讳某些事实，所以，有〃天子狩于河阳〃之谓，16又有〃许世子止弑其君贾〃之谓17，在此〃信〃又要服从于〃尊尊〃、〃贤贤〃，〃亲亲〃等大义了。
我们从以上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信〃在孔子那里当然不是被仅仅看作一种策略手段，或明智考虑，孔子甚至很重视〃信〃，数次讲〃主忠信〃，〃信〃被看作一种德性、一种义务， 但是，〃信〃看来不是被视作一项基本的义务，它还要服从一些更高的要求，这种更高的要求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