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前期哲学思想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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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行是容易的:“天下事惟患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
其知,则行之决无所难。” (同上)他通过对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
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和进化等10项事例的详细分析来论证其“知
难行易”说并批驳“知易行难”和“知行合一”说。如,饮食是人们日常生
活中习以为常且最易行的事,但要知道饮食的道理,就须掌握有关食物的化
学结构以及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这是非常不
容易的。由此,他强调“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之固应行,不知
更应行”;反对“不知则不欲行,知之又不敢行”(同上)的怯懦思想。
孙中山还把人类进化史与认识的发展史直接联系起来,从知和行的先后
关系来论证其“知难行易”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
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
第三自科学发明后,为知而行之时期。”(同上)关于第一个时期即“不知
而行”,他解释道:“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
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同上)。这不仅
明确肯定了行先知后、知从行来,而且把科学实验引入了认识论,从而发展
了中国古代“行先知后”的思想。关于第二个时期即“行而后知”,孙中山
以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和伟大杰人之冒险为例证,说
明人类的进步无不发韧于不知而行,“行”不仅能使人从不知到知、从不能
到能,而且能促进国家富强、人类文明,因此“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
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之所必要也。”(同上)
关于第三个时期即“知而后行”,孙中山解释说,在当今科学昌明的时代,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求先掌握科学知识然后付诸行动,这并不意味着“离行以
为知”,而是为了避免错误或收事半功倍之效。
在这个时期,要获得新知识,仍然不能离开行。总之,“行其所不知以
致其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法则,这一法则并不因科学的昌明而变更:“科
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
知而后行为尤多也。”(同上)
“行”不仅永远是求知的必由之路,而且还能验证所求之“知”对与不
对:“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
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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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不去行,便无法可以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
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知难行易》)这一认识既
深刻又可贵。由此出发,孙中山强调从事实出发,反对脱离实际地坐而论道:
“我们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三
民主义·民权主义》)认为死读硬记古人的言论,作一番解释,或把古人的
解释再来解释一次,犹如炒陈饭一样,这样永远不会有进步,永远求不到新
知、真知。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一个不断“以行而求知,因
知以进行”的进化发展过程,理解为在行的基础上由浅入深、从简到繁、从
感性认识到科学理论的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强调“事实先于言论”、“经验
先于理论”;强调“行”决定“知”,“知”又反过来指导“行”;这不仅
突破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知行的狭隘理解,而且包含有可贵的辩证法思想。
但是,从根本上说,“知难行易”,同“知易行难”一样是片面的。其
实,不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意义,就无法正确揭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孙中
山把人类个体的活动理解为“行”的基本内容,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民群众
的社会实践的作用。这样,他在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时,就倒向了
轻视人民群众的“分知分行论”。他认为,就认识主体而言,可以把人分成
三类:“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
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 (《孙文学说》)
在他看来,这三种人对人类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知行问题上应实行绝
对的分工,使“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少数先知先觉者专事发明
创造,不必亲自实行;次一等的后知后觉者的职责是向前者学习,鼓吹前者
的创造发明,并监督实施;更次一等的不知不觉者,“凡事虽有人指教他,
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 (同上)。他的这种观点是与其“行”决定“知”
的思想相矛盾的,表明他实际上并未真正理解“知”与“行”之间具体的、
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
社会历史观。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是遵循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必然趋势,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发展的:“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
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
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流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所以世界的潮
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
反抗。”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的被推翻、袁世
凯的垮台、张勋的失败等等,都证明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即
使是不可一世的人,反抗世界潮流也都终归要失败。
在强调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孙中
山并不否认人的能动作用:“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
他自然生长,突然枝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他说:“世界上的进化,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力凑合而成。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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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量,最大的有两种,
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量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比较天然力
还大。”(《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他认为,在中国,这种社会化了的“人
力”若能得到充分发挥,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一、二十年之
内“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在
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
孙中山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他明确指出,“民生”
是历史的重心、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所以民生
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那么,何谓“民
生”呢?他说:“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
生命。”(同上)“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
要问题。” (同上)把吃饭穿衣作为“民生”的重要内容,力图从社会经济
生活中去寻求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这显然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启发
和影响。
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无法求助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必须从生产和分配
入手去解决。生产方面,是发展经济,改变民穷财尽的落后状况;分配方面,
他提出“平均地权”(后来发展为“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两项具
体办法。但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
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
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
保护政策。能够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能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
达。” (同上)
孙中山洞察到造成“贫富极相悬殊”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
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人类发展之功臣”(《社会主义派别和方法》),因此
他同情社会主义,称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
动力的学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
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他认为,与动物不同,
人类进化的法则不是竞争而是互助:“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
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
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孙文学说》),“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
助不在于竞争。” (《实业计划》)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就是依据互助原
则以消除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苦难,最后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他
看来,互助出于人类的天性,出于公理良知。因此,通过社会国家这个“互
助之体”的调解作用,并使人人都讲道德仁义,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调
和。由此,他也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
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在中国,
“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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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与之同时,他也
用“互助论”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
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
矣。”(《孙文学说》)他指出,把生存竞争学说搬到人类社会,宣扬人与
人、国与国之间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这只会导致有强权而无公理。
孙中山看到了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却把这
种发展归结为人类求生存的愿望:“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
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
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他甚至用“心”
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夫心也者,万事之本原也”(《孙文学说》),
政治之隆污,革命之成败,道德之兴衰,建设之毁成,等等、等等,都是由
“心”决定的。这就走向了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史观。
综上可见,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广泛吸取了近代自然
科学的新成果;无论在自然观、认识论或历史观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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