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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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只包括中国，二是他希望保持对他的蒙古故乡的控制。这个在中国北部
的行政中心将向他提供一个监控地点并向他提供确保他对故园权威的基地。
大都的主要欠缺是谷物储备不足。为弥补这个缺点，忽必烈从中国南方运来
大量的粮食，最终还将大运河延长到首都。
回回建筑师也黑迭儿和他的助手把大都建筑成典型的中国式的首都，但
又带有一些蒙古格调，城市呈矩形，围在用土夯实的城墙之中。在它的外城
墙之内是两道内城墙包围的皇城及忽必烈的住所和宫殿，百姓不得进入。城
市按东西轴和南北轴对称地布局，宽阔的街道从11座入城的城门按几何图形
延伸。街道足够宽阔，以至“九轨可并驰”。在所有的城门处，三层高的城
①
楼用以警告对城市即将来临的威胁和危险。紫禁城里的所有建筑，包括皇帝
自己以及后妃的住所、接见外国使者的大殿，以及湖、花园和桥都明显地和
典型的中国式的首都相同。然而，在一些建筑物中蒙古装饰是明显的。在忽
必烈就寝的帐篷里挂着貂皮帐帘，这是他念念不忘蒙古人的狩猎生活象征。
① 两个14 世纪的史料，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和萧洵的《故宫遗录》，对当时北京的建筑和规模有极有
价值的描述。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论文＇478＇ 《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中，
引用了这些史料。亦见她的论文＇479＇ 《忽必烈的都城规划》。中国的考古学家亦开始对大都遗址进行考察，
他们近年的发现，见＇702＇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703＇ 《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
＇704＇ 《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797＇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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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里的花园中设立蒙古风格的帐篷，忽必烈的儿了们经常居住在帐篷里而
不是住在宫殿里。当忽必烈的后妃们临产时，她们就被移到帐篷中分娩。②
忽必烈从蒙古草原为他的宫殿台基带来青草和泥土，这样他自己和他的蒙古
伙伴就不会忘记他们的传统。但是，最大的影响仍是汉人的。
汉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也许最清楚地表现在忽必烈下令在宫殿附近建造
的庙宇。太庙的建设表明他想取悦于儒家精英的愿望。汉人极为重视对祖宗
的崇敬，建造太庙表示忽必烈想保持有关敬仰祖宗的礼仪。忽必烈还为他的
八位包括成吉思、窝阔台和蒙哥在内的祖先建造牌位。毫无疑问相同的动机
促使他在都城建立地坛和社稷坛。1271年，他下令按汉人方式每年在这些祭
坛进行祭祀，以便在神的保佑下确保丰收。他甚至建造孔庙，在那里宫廷官
员向这位中国圣人祭奠并进行一年一度的仪式。忽必烈很少参加这些典礼，
仅仅派汉人幕僚代表自己。
1274年阴历一月忽必烈首次在他的新首都主持朝会。随着大都成为更具
汉人风格的都城，忽必烈原来的夏都开平或上都，即塞缪尔·泰勒·柯尔律
治诗中的行宫 （译者注：英国诗人，1772—1834年，《忽必烈汗》是他的著
名诗作），变成别的用途。上都成为继续举行蒙古人萨满教仪式的主要地点，
①
有元一代这些仪式一直在这里举行。上都不再是真正的首都，而越来越多地
作为忽必烈的夏天休息场所和猎场，此地是他赖以保持和重申他与传统的蒙
古事务息息相关的纽带。上都没有那么多的政府机构，从这一点上看，上都
的蒙古风格更浓，而汉族影响较小，所以这为蒙古大汗提供了良好的宽松氛
围，使他从中国皇帝必须承受的压抑的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
② ＇411＇保尔·拉契内夫斯基： 《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
① ＇653＇见《元史》，卷77，第1923—1927 页，特别是19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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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与宗教
忽必烈还在国内宗教政策方面尽力迎合他的中国臣民。尽管他自己继续
出席蒙古萨满教的仪式，他母亲的培养已使他牢记对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
供庇护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统治中国
的各派宗教发展关系，从而确保蒙古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即使在他僭取中国
皇帝的名份之前，他已经试图吸引汉地宗教的上层人物，但是现在这种努力
更为重要和更加迫切。
首先，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年，他
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
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
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
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
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
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①
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实行传统的儒家礼仪以及伴随礼仪的乐
舞。如果朝廷想防止导致洪水、干旱或地震的自然灾害，采用相应的礼仪是
必不可少的。忽必烈不仅命令重新引入这些礼仪并且让他的儒家幕僚们教授
200余名挑选出来的蒙古人演习朝仪，这是他希望迎合汉人的另一种表示。②
从忽必烈为最终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次子所规定的训练和教育中，可以进
一步看到他对儒教和汉人价值观的敏感。在佛教僧人海云和尚的帮助下，他
③
为儿子取了一个汉文佛教名字真金。为了使真金接受第一流的汉式教育，他
指定姚枢、窦默和王恂——他的最好的儒家幕僚中的三人作为这位年轻人的
老师。这些学者向真金讲授汉人经典著作，并向他介绍阐述早期中国各朝代
皇帝及大臣的政治观点的文献。
忽必烈还让他年轻的儿子接触中国领土上的其他宗教信仰。这样真金接
受佛教喇嘛八思巴的传授，八思巴为他的年轻学生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
④
的短文，向他说明佛教。一位重要的道教大师向他介绍这门神秘的宗教。忽
必烈为汉人对真金的信任不断增加而高兴，所以授予他的儿子更多的责任，
并且不断地提升他，1273年达到顶点，指定真金为明确的皇太子。忽必烈这
样指定自己的继承者，完全打破了蒙古习惯，因为这样做抛开了正常的选举
过程，所遵循的是传统中原王朝的通常做法。
吸引儒家学者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传播他们的观点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例
如，忽必烈鼓励把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诸如儒学经典《孝经》和《书经》，
以及真德秀（1178—1235年）所著《大学衍义》等理学著作，也在忽必烈的
①
支持下得到翻译。蒙古精英可以享用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汉人他尊重
儒家思想。他还招聘一些杰出的学者来教育汉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亚人，此事
① ＇432＇M。D。撒彻迪： 《元代国号考》。
② ＇653＇ 《元史》，卷67，第1665—1666 页；卷88，第2217 页。
③ 这个名字有时在蒙古语中读作Jingim，但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读。
④ ＇189＇康斯坦茨·胡格译： 《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经书》。＇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7
页。
① ＇149＇沃尔特·富克斯： 《元代的蒙文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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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汉人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招聘的杰出人物之一是许衡 （1209—1281
年），忽必烈在1267年任命他为国子祭酒。许衡被公认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
学者之一，因为在讲学中他专心务实而得到他的蒙古保护人的欢悦。他的成
②
功在于“他不涉及纯理论、形而上学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在他给忽
必烈的建议中，他强调务实的观点，这是一种肯定会在蒙古宫廷中获得好感
的态度。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
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
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1261年8月，儒家学者王鹗（1190—1273年）
③
建议收集辽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还建议朝廷在翰
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没
有汉人对编写历史的热情，然而批准建立国史院，这是另一个他希望获得儒
士赞同的决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国的统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
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别急于想要影响的宗教团体之一是伊斯兰教。早在唐
朝伊斯兰教就传到中国，到了忽必烈时代尽管他们正在向西北和东南集中，
还是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来
自中亚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汉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教徒。忽必烈对回回人执行
一种仁慈的政策，因为他们有助于他在中国的统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
政府中，从而减少自己对汉人幕僚和官员的依赖。他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
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
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
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
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
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为宫廷服务作为回报。
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来自不花剌的赛典赤·赡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为中
国北方一个地区的宣慰使并且以后提升为西南地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①
另一个团体是佛教徒众，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13世纪
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过禅宗的僧侣海云的教导，但他很快发现中国禅宗太深
奥、太超脱，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当一位禅宗大师告诉忽必烈“万物皆
②
空惟灵仅存”时，看来他对实际事物毫不关心。但藏传佛教为忽必烈的理想
提供一种适用得多的工具。几十年来吐蕃僧侣在世俗的政治事务中起着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