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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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既不会没收他们的土地也不会对他们施加任意过度的赋税。但是，与
阿里不哥以及南宋的连续战争阻碍了商业，并且由于缺乏可接受的法律条文
造成很大的混乱。因为中国以前以科举为教育的中心科举的废止，使教育系
统一片混乱。以前的宗教不符合忽必烈和蒙古人的政策标准。佛教上层僧侣
集团知道忽必烈同情他们，但道教徒不清楚新统治者是否会歧视他们。儒家
担心蒙古人会废除传统的宫廷仪式并且会降低儒士的地位。也许最重要的
是，忽必烈的汉人臣民关心着自身的地位。他们肯定会被排斥在某些高级官
职之外，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也会受到歧视吗？
如果忽必烈希望在汉人社会里建立秩序，他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并
且处理这些问题。他所设置的政府机构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方向上的指
导。忽必烈需要将官员执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连接起来。他必须公开
他管理中国而不仅仅是剥削中国的计划，从而他的官员可以仿效他并协助他
摸索对定居文明的统治。某些学者对忽必烈早年亲自参与指导统治决策感到
惊讶，这一次他是会继续在设计政策和计划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呢？还是仅仅
由他的汉人幕僚向他呈交建议，然后不加思考地采纳这些建议？诚然，忽必
烈的确没有制定许多随后被执行的政策。但他也没有袖手旁观仅仅等待着提
议。他积极地征求建议。他的一位官员引用了一段诏书：“有上书陈言者，
①
皆得实封呈现。若言不可采，并无罪责；如其可用，朝廷优加迁赏。”一位
当时的监察御史王恽，告诉人们忽必烈在朝廷上参与审议。例如，在 1261
年5月的一个星期的时间中，王恽得到忽必烈的三次召见，讨论政府事务。
忽必烈在有计划有条理地规定和阐明他的政治和经济观念之前，他必须
先减轻中国北方人民的苦难。蒙古人接管之前的战争在中国北方造成巨大破
②
坏并丧失了大量的人口。很清楚这种劫难使幸存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忽
必烈统治的最初几年，他根据请求反复地对他的领地上的许多地区给予帮助
和豁免。汉文史料记载他经常免去或减少遭受经济困难的地区的赋税。他还
③
向受到自然灾害折磨的村庄提供纸币、谷物和布匹。但是，除了这些应急措
施，他还需要制定恢复中国经济的长期规划。
这个规划的中心点之一是鼓励农业。1261年忽必烈建立劝农司，劝农司
挑选农艺学上有造诣的人去帮助农民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土地。该机构每年向
中央政府递交农业、蚕业和水利控制工程的报告。最终忽必烈组建一个庞大
的官僚机构以促进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推动生产发展。他下令建造粮仓存储
剩余的谷物，为歉收年份食品短缺提供安全保证。他对定居居民的关心表现
在1262年的一个敕令中，这份敕令禁止牧民在农田中放养牲畜。他不希望自
① ＇278＇劳延瑄：《王恽〈中堂事记〉：译注与介绍》，第24 页。
② ＇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258 页。见＇275＇兰德彰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
前言中 （第20 页）对人口问题的短评。
③ 关于这些应急措施，见＇653＇ 《元史》，卷4，第70—71 页；卷5，第83—86 页：卷6，第113—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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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蒙古人民对宝贵的农业区域进行蚕食并且造成其他的损害。 ①
忽必烈还摸索着帮助农民自行组织起来恢复经济。1270年他给予称为
“社”的组织正式的地位，以鼓励农业生产和促进垦植，社由约50户人家组
成并且由社长或者村庄的长者指导。忽必烈命令各社适时耕作、植树、开荒、
改善防洪措施及灌溉、提高丝绸产量以及在河湖中养鱼。忽必烈和他的幕僚
把社设想为农民的自助组织，而且还想给社植入其他的功能。他们希望利用
社恢复农村的稳定并且帮助进行监视和进行统计。②
也许政府的最有新意的目标是利用这个新组织促进普及教育。每个社都
有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的义务。当农田中只需要很少劳动力时农民的孩
子就去上学。这一阶段的编年史对这个教育系统作出浮夸的判断。至 1286
年，按照《元史》的说法，有20166个社学。但是这个数字看来是言过其实
的，因为社的领导者意识到期待他们做什么，从而可能向中央政府夸大他们
的报告，虚报学校数量增加的假象。普及教育系统的幻想肯定从未实现，事
③
实上，甚至在全中国普遍组建社的证据也是很少的。然而这种幻想揭示忽必
烈和他的幕僚们的观念：教育农民，让政府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中国的蒙古
统治者不再认为自己只属于游牧民，所以农民也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
更为明显的证据是政府在限制农民负担上的努力。忽必烈设计出一种固
定的正规的征税制度，免除包银并且限制投下的权利。根据新制度，过去强
迫农民交给投下的难以计数的钞和丝现在移交给政府，然后由投下和中央政
府均分。农民每年交税粮但不需要再考虑投下领主强加的反复无常的征收。
他们与包括手工业者和教士僧侣在内的其他人口一样支付人头税。他们其他
的主要负担是可以和赋税一样沉重的徭役义务。忽必烈修建道路、都城、扩
展大运河并且组织驿站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然而他寻求
通过他的统治限制对农民的过分要求，有时还放弃为徭役指派的其他赋税。
但是他不能控制所有的官员，并且一些对农民的劳力要求是不合理的。忽必
烈不像许多传统的蒙古人，不是仅仅追求剥削中国农民，这似乎是很清楚的。
①
和他的祖先一样，忽必烈爱护手工业者。和传统的汉人不同，他给手工
业者较高的地位。因为蒙古人自己只有很少的工匠，他们所需要的手工业品
靠外族人提供。忽必烈在他的政府里设置了一些机构组织手工业者并保障他
们的福利。例如他的机构中有一所将作院，负责向宫廷提供珠宝、布帛和纺
织品。为了赢得手工业工匠的忠诚，忽必烈制定了对他们有利的制度。政府
向他们提供相当高的工钱以及食品和布匹配给并且豁免徭役，还允许他们完
成每年的朝廷定额后制造可销售的产品。但是，作为对这些优惠的回报，由
政府管理世袭的手工业阶层。13世纪后期，大约30万户人被划分为匠户，
而且不能更改户籍。尽管有这种限制，总的说来手工业工匠是从中国的蒙古
人统治中获益的。①
① ＇639＇ 《大元仓库记》，第1 — 3页；＇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 《元法典》，第1 卷，第189—190 页。
② ＇212＇井崎隆兴： 《元代社制政治的考察》，第6—10 页。 ＇750＇杨讷： 《元代农村社制研究》。
③ 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47 页。
① ＇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第951—957 页。
① ＇879＇鞠清远： 《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参见＇89＇约翰·德弗郎西斯、
孙任以都编译的《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中选择的译文，第234—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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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可能是从忽必烈的政策中获益最大的阶层。由于儒家士大夫不赞同
贸易，中国各王朝对商人施加大量限制。但是忽必烈没有这种偏见，并且实
际上给予商人很高地位。斡脱这个以回回人为主组成的商人集团，就受到政
府的支持。在蒙古征服的最初年代，斡脱曾向蒙古贵族提供极需要的贷款。
作为报答，1268年忽必烈建立了“斡脱总管府”，向斡脱提供低息贷款。斡
脱将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商队。斡脱和中国商人的商业交易税为 3。33％的低
额。②
为了便利贸易并且促进商人的福利，和中国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
比，忽必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了纸币。1260年忽必烈发行三种纸币，但
是用银储备支持的中统元宝钞比别的纸币更为流行，并且受到汉人的信赖。
朝廷原意用纸币接收应交纳的赋税逐渐建立起了对新纸币的信任。纸币的稳
定有助于发展贸易从而提高了商人的利益。1276年以前该系统运转良好，因
为政府严格控制纸币印行总数。1260年朝廷印刷总面值为73352锭 （银锭）
③
的纸币，1265年总量逐步增加到116208锭。1276年由于对南宋及日本的战
争造成开销激增，朝廷急剧地把印行总量扩大到1419665锭。但是由于成功
地征服南宋后得到的大量税收，使朝廷得以控制通货膨胀。
忽必烈的政府还通过改善运输系统帮助贸易和商人。把大运河延长到中
国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两个显著的成就。马可·波罗对这些道路的
印象极深并且写道：
他 （忽必烈）指示在道路两边每隔二三步远种上树……大汗下令这
样做是使每个人都能看见道路，从而商人可以在树荫下面休息，并且不
会迷失方向。①
交通上最显著的成就是驿站系统。至少从汉朝起中国就有驿传和驿马，
但是蒙古统治者大规模地扩大了该系统。驿站的设置是为发送和传递官方邮
件，但是旅行的官员、军人和国宾也可使用它，驿站还帮助运输国内外贡品，
便利贸易。它并不是商人的旅店，不过商人照样利用它，并且是国内外贸易
网络中的重要环节。在忽必烈统治的后期，中国有1400个驿站，共配备5
万匹马、1400头牛、6700匹骡、4000辆货车、近6000条船、200多条狗和
②
1150只羊。任何地方相隔15里到40英里有一座驿站，服务员在驿站工作，
以完成他们徭役中的一部分。在紧急情况下，骑马的信使可以以每天250英
里的速度传送重要消息。这是13世纪以及其他世纪的一种有效的邮政服务。
尽管受到官员、商人、随员的滥用，驿站有效地运行，这是包括马可·波罗
在内的大量外国旅行者证实的事实。③
所有这些进展都表明忽必烈对商人的关心以及在鼓励贸易上的努力。不
像许多汉人，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支持者对商人没有偏见。来自那个时代的观
② ＇427＇莫里斯·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第28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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