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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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承认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须撤出陕西。然而，金廷认为过
于苛刻，所以敌对状态仍继续存在。
在1221年中期，为了向金朝重施压力，木华黎在陕西和甘肃东部发动了
一次巨大攻势。在首次越过鄂尔多斯之后（这得到西夏军的默许，西夏还提
供了为数5万人的附属军队），木华黎于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陕西
北部和中部的许多重要城市。到 1222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将领之一蒙古不
花指挥在陕西的进攻，而他自己则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一地区阻挡金朝
的一次新的反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蒙古人占领了河中和沿黄河的其他设
防城市。但在陕西，蒙古不花却由于金军广泛的封锁行动而陷于困境。甚至
在木华黎和他的军队于1222年秋季返回之后，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长安
和凤翔等许多重要城市投降。而在这紧要关头，西夏军队的突然撤回更进一
步削弱了蒙古人的军事力量。由于进攻力量大大削弱，木华黎在1223年初解
实：1217—1234 年宋的对外政策》，第204—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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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凤翔的包围。在对西夏边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报复性进攻后，他回到
了山西，在那里不久就病倒并去世（在3月或4月）。
去世的指挥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带孙代替，但是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已减。
金朝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立刻结束了与宋朝敌对状态，将其军队撤回到山西
南部，收复了以前丢失给蒙古人的一些领土。红袄军在与其结成松散联盟的
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这一形势扩大了他们在山东的统治，而且短暂地占领
了河北的部分地区。后者的行动促使武仙的突然叛变。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
古人的原金朝将领，1225年，他又一次转变立场，这一次，他将其命运与宋
朝联系在一起。面临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决定对付反叛的党项人，蒙古人
在以后的几年中，只得满足于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对中国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蒙古人绝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习惯，
而且很难依靠自身能力从事复杂的定居社会的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吸收
大量的熟练专家，尤其是那些有着行政管理和经商经验、愿意帮助蒙古人管
理和剥削其统治下的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人。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
汗即开始组织由这样的专家组成的骨干，这些专家来自契丹和汉人官员，由
①
于种种原因，他们抛弃金朝的职位而投奔了蒙古人。 到1211年发动对金作
战为止，成吉思汗的身边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又非常
熟悉中国北部情况的顾问。
随着蒙古人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势头，叛投者的人数也显著增加。汉人官
员在第二次波动中数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现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阵
营中效力。没有进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员按惯例都保留了他们管理县和州
的旧有职位。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维持秩序，征调本地区的人力物力，为蒙古
人的军事机器服务。
改变立场的汉人和契丹人军事将领参加了进攻金朝的战争，他们或者独
立作战，或者与蒙古军队联合作战。这些将领由成吉思汗或后来的木华黎批
准任职。他们得到汉式或蒙古式的官职，被授予权力的符牌（蒙古语：gerege
或baisa，汉语：牌子）以作为他们新地位的一种标志。
为了协调军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鉴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
行台中书省 （译者注：应为行台尚书省）。这类机构原来是金朝政府的最高
行政管理机构尚书省的分支机构，最早于12世纪初组成，它们简称为行省，
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领土以及后来受到进攻威胁的边界地区。其负责官员，
也被称为“行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被授予全权，而其管辖范围与金代正
式的路 （下面分为数州）相当。
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这种制度以适应其需要。1214年，建立了第一个行
省，其首领为蒙古将领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后，1215年，契丹人石抹明
安被任命为燕京（中都）“行省”。1217年大规模战争重新爆发后，迎来了
汉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汉人首次被任命为“行省”。
像他们的金朝对手一样，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职后也获得了处置
全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武将，既然被授予重要职务，在被任命之前就都
① 在准备这一节时，我主要参考的是＇391＇罗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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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仔细地筛选。虽然“行省”这一职务至少在表面上与蒙古习惯相异，但它
①
被有效地纳入了蒙古社会政治体系。被任命这项职务的汉人或其他族人被授
予一种适当的军衔，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被任命担任护卫军中的职务。这
样，他们成为成吉思汗或他属下的国王木华黎的伴当 （那可儿）。为了确保
他们的忠诚，这些官员的儿子们被留在各种怯薛中作人质。这样，一个汉式
行省，就其军政合一的权力、正式的军衔和与汗廷关系的程度而言，大体上
相当于千户 （敏罕）或万户（土绵）的高级蒙古指挥官（那颜）。
由于蒙古统治体系中的忠诚纽带是高度个人化的，所以任何种类或重要
的官职通常均为世袭的。“行省”也是这样：儿子继承父亲，时间一长，行
省辖区即变成私人领地。从长远角度而言，这种“封建化”进程会带来蒙古
宫廷所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但在短期内，它是巩固对中国北部新征服地区统
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统治中国的蒙古行政管理体系顶点上的是统帅木华黎。他无疑听命
于成吉思汗，但从总体而言，他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力。一位宋朝使臣赵珙曾
于1221年访问过木华黎的营帐，他把他同中国的皇帝相比，虽然他知道木华
②
黎实际上并不是最高统治者。 当然，没有其他蒙古指挥官像“国王”那样，
被赋予如此多的权力和行动自由。
在长期与金朝作战的过程中，木华黎自然也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的一些
方面。据赵珙记载，“国王”的衣着和服饰是中原式的，他营帐中所采用的
宫廷礼节也同样如此。而另一方面，赵珙记载说，在木华黎的营帐中，妇女
地位很突出，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人喝酒和交谈。所有这些均证实了蒙古社
①
会习惯的影响与存在。 毫不奇怪，自13世纪前半叶发展起来的蒙古对中国
北部的统治制度，是由汉人、女真、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
社会习惯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结合体，这是自汉朝灭亡以后，沿中国草原边
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在中国北部的政策
蒙古对金的战争造成了普遍的破坏、杀戮和社会混乱。他们用蹂躏乡村
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要遭受严重伤亡和穷困。花剌
子模沙摩诃末的一位使臣，在 1215年中都投降后不久来到该城，在那里他遇
到了非常可怕的场面。他记载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围地区，几天里的所到之
处都布满了死人的尸骨，而且，由于大量尸体没有被掩埋，瘟疫传播，造成
②
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随行人员亦未能幸免。 由于1217年后汉人官员大量进
入蒙古政府部门，特别是说服木华黎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对生命与财产肆意破
坏以后，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善。不过，在整个13世纪20年代，中国北部
仍然是一个动荡的战争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数一直居高不下。
① ＇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第128—132 页。
② ＇598＇赵珙：《蒙鞑备录》5b；＇164＇E。海涅什、姚从吾编译：《与》，第35 页（以
下简称海涅什编译本）。
① ＇598＇赵珙： 《蒙鞑备录》，13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79 页。
② ＇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335—336 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 卷，第9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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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军队屠杀、瘟疫和饥饿中幸存下来的人和处于蒙古行政统治之下
的人都面临着许多新的磨难。蒙古人从他们立国之日起就总是苛刻剥削他们
的臣民。臣民的主要义务之一是提供附属部队以支持蒙古人的进一步扩张。
由于围城和封锁对蒙古人来说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汉人军
队被迅速征集起来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汉人军队中，有些是在他们的长官
率领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则是由在新政权下保留原职的金朝官员从
平民中新征募来的。到1213年，已有汉人军队被用来对金作战，他们被称为
汉军或黑军。这些军队在战争期间稳定地发展起来，到木华黎去世时，在数
量上已大大超过了蒙古军队。
除了军事征兵外，汉人还被迫为他们的君主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劳
役。窝阔台时代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在蒙古国家包括中国北部在内的定居
地区存在着统一的赋税征收制度。虽然有关1211—1227年期间金统治区内情
况的资料很少，但看来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战争频仍地区一样，只要需求增
加，他们就从臣民那儿征收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赋税征收只是一特定的
没有规范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战争的应急需要而实行的一系列无止境
①
的极度征用与勒索。通常，蒙古人按种类征收实物赋税，像谷物、布匹、坐
骑和武器 （或者能制成武器的金属制品）等。在这一时代，所有国家义务—
—不管是兵役、劳役，还是各种赋税或金钱——都用alba khubchiri“差发”
一词概括。中国北部人口中，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赋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
类人是宗教人士。1219年，禅宗和尚海云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项免税许
可，1223年，蒙古宫廷又把这项特权授予道教长春派，后来，又授予其统治
区内其他主要宗教集团——回回、基督教徒等。②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1217年汉人在行政机构中影响增长后，中国北
方的严峻情况稍有缓解，并开始进行重新建立毁坏的设施、恢复农业和复兴
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尝试。但这些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