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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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
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
① ＇568＇ 《旧五代史》，卷132，第1746—1749 页；＇572＇ 《新五代史》，卷40，第436—437 页；＇356＇冈崎
精郎： 《党项古代史》，第135—140 页。
① ＇356＇ 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41—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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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五代的有关记载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
—933年在位）面临的这种窘境。在洛阳的马匹贸易者中，回鹘和党项人扮
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项人以醉后联袂歌舞来回报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
尔多斯地区的轶闻趣事来取悦沙陀君主。929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马匹
贸易转由榷场交易，禁止外国商人前来京都。但是这个计划显然是遭到了失
②
败，在禁令颁布之后，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局面。
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仍然
是以劫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932年，党项部落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
后唐邠州 （陕西彬县）刺史药彦稠率领军队惩罚了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
933年，当安从进前往夏州赴任时，药彦稠也率领一支军队相随。很可能就
是因为后唐统治者惧怕党项与契丹通谋侵袭灵州附近地区，才在933年萌发
了从夏州赶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战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独立于
后唐之外。在鄂尔多斯地区那些劫掠成性、仇杀成风的部落中，夏州党项的
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国北部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央政权和东北地区迅速崛
起的契丹国等更强大的政权之外，夏州党项显然也非常想扩大自身对于鄂尔
多斯地区诸部落的影响。
李彝超死于935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 （也有资料说是他的哥哥）彝殷
（因为与宋朝开国君主的庙讳相犯，后来改为彝兴）。直到967年去世为止，
李彝殷统治夏州长达32年。现存资料表明，就未来出现的西夏的发展，以及
汉…党项关系而言，在李彝殷长期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统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战乱。李彝殷的
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密谋推翻他的哥哥。阴谋败漏之后，李彝敏与其同盟
者（包括一个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绥州以南340里，这时属后晋（936
—946年）控制。后晋朝廷答应了夏州首领提出的送回叛乱者的请求，命令
延州官员将李彝敏的同党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处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员
有二百多人与这次阴谋活动有牵连，结果在党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
洗。李彝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从宥州调往绥州，以替代李彝敏的
位置。此后不久，这一地区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杀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
后汉 （947—950年）管辖的地区。948年，李彝殷请求后汉朝廷允许他越界
①
惩罚■母部，但是被后汉拒绝。对于这次战乱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
的原委，史书中都阙而不载。
几年之后，庆州以北的野鸡族在952—953年聚众起义，反抗庆州刺史的
掠夺。朝廷本来想以招抚的方式平息起义，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
反而使起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同以往一样，战争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那
些相对比较富足的部落。与中国北方饱经战争蹂躏的定居乡镇相比，这些部
落显然有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廷派出的军队往往都得自
筹粮草，所以有时允许他们保留类似这种绥靖战役的战利品。①
对于契丹人，夏州党项一直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944年，当辽
军准备南下进攻早先由契丹册立的后晋政权时，李彝殷答应后晋，派遣4万
② ＇570＇ 《五代会要》，卷29，第462—464 页；＇568＇ 《旧五代史》，卷138，第1845 页；＇572＇ 《新五代史》，
卷74，第912—913 页。
① ＇568＇ 《旧五代史》，卷132，第174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57—159 页。
① ＇572＇ 《新五代史》，卷74，第913 页；＇570＇ 《五代会要》，卷29，第354—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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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向东渡过黄河，进入契丹领土，以起牵制作用。不管他是否这样做了，
总之，后晋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讨使的职衔。
948年，李彝殷派军到达了延州边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出兵，现
在还不清楚。从表面上来看，这次出兵是应一位叛乱将军的秘邀来援助他的。
很可能李彝殷此举是为了与他的对头延州彰武节度使高允权作对。当逼近一
支后汉军队时，李彝殷的军队就撤退了，但是这次行动是夏州在一年内第二
次显示它的实力 （请比较■母事变）。作为对党项的让步，后汉朝廷949年
将静州划归定难军管辖，并授予李彝殷中书令的荣誉头衔，而夏州则向后汉
献马作为回报。
当短命的后汉朝溃灭之后，兴起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后继国家，即北汉（951
—979年，位于太原）和后周 （951—960年），其中北汉与契丹有着密切的
关系。党项人李彝殷最初与北汉和后周都保持着交往，但是最后还是正式承
认了后周，与北汉的关系逐渐疏远。为了表示感谢，后周授予李殷彝陇西郡
王的衔号（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过这个封号），并在954年册封他为西平王，
②
竭尽笼络之能事。 后来，夏州与后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诚挚的关系。962
年，党项首领向开封献马300匹，以表示对宋朝为消灭北汉做出的不懈努力
的支持——北汉最终是在979年被宋朝摧毁的。
在困扰夏州政治局势的本地势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独立的和总是处在
敌对立场的党项部落，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东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带，
这里曾经是沙陀的统治区。他们的首领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敌，后来又效
忠于宋朝，与西夏为敌。拓跋氏与折氏间的家族世仇绵延不绝，直到北宋灭
亡之后，女真金朝为了协调与西夏间的关系，在12世纪中叶将折氏家族成员
流放到了遥远的山东，他们间的家族仇恨才告结束。①
当967年李彝殷去世时，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谥号。虽然自963年起，
朝廷就决定禁止非汉人在陕西西北部沿边地区担任镇将，但是宋朝皇帝还是
②
任命李彝殷的儿子李光叡（克叡）执掌夏州军政大权。然而，权力的平衡还
是在朝着对中央政权有利的方向发展，979年，当北汉灭亡之时，在党项东
部边界沿线，宋、辽之间的缓冲国也就随之消失了，北汉的灭亡使宋、辽及
党项间的形势变得更加不易捉摸。由这些事件引发的李氏内部的危机，在981
—982年的继承权问题上达到了顶点。
② ＇568＇ 《旧五代史》，卷132，第1748—174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61—163 页。
① ＇646＇ 《金史》，卷128，第2761 页；＇865＇韩荫晟：《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
② ＇644＇ 《宋史》，卷1，第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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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人谋求立国，982—1002年
李克叡死于978年，不到一年，他的继承人相继去世。因为后者的儿子
尚未成年，就由他的弟弟李继捧担任节度使，李继捧的就任显然没能得到其
他氏族首领的赞同。这样就引起了对宋朝态度各不相同的李氏长辈间的不
和，从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由于对李继捧继位是否合适存在着争
议，于是李继捧请求宋朝出面予以干预，而绥州的党项刺史则借此机会迫使
李继捧向宋廷称臣。我们并不清楚李继捧称臣的动机，但是称臣的结果，使
李继捧不得不随宋朝派到夏州的使节一起返回开封，在朝廷上，李继捧正式
将夏、绥、银、宥 （根据其他说法，还包括静州）献给了宋太宗，“帝甚喜
之”。这样一来，宋朝就在982年以和平手段得到了后唐在933年以武力手
段没有能够得到的东西。
李继捧的堂弟继迁以勇敢、尚武知名。963年，李继迁出生于银州。在
父亲死后，由一位长辈当了他的保护人，李继迁就是在这位长辈照料下长大
成人的。据说，李继迁的保护人在981年因在夏州袭击李继捧失败而丧命。
当宋朝官员开始将李氏成员抓起来，赶到内地重新安置时，李继迁与他的同
伙逃往北方，进入了平夏的牧场，在这里，他恢复了党项各部落间的联系。
形势变化的结果，在党项氏族内部清除了汉化程度较深的成分——这些人大
部分都自愿迁移到了内地，而由留下来的拓跋部落传统的保护者们创建了独
立的鄂尔多斯政权。
李继迁在距离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建立了他的第一个营帐。宋朝规
定的税收不时激起银、夏地区的动乱，李继迁纠集了2万人的军队，开始袭
①
击银、夏二州地方政权。在鄂尔多斯北部和黄河北岸，有几个以游牧为生的
党项大部落，他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将“贡”马送往宋廷，以换取作为礼物
的茶和丝绸，同时又常常阻滞和劫掠宋朝马匹的转运通道——最初是与契丹
共谋，后来是作为李继迁的同党。但是在这些部落首领中，有许多人也尽量
想保持对宋朝的臣属关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提高自己
的声望。此外，李继迁这时正在向这些部落首领施加压力，使他们加入自己
的行列，与宋朝脱离关系。当然就这些部落而言，他们与宋朝保持关系，无
疑也是为了提高自身在与李继迁交往中的地位。与宋朝断绝关系，就意味着
拒绝将马匹卖给宋朝的代理商，而这样做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抵触的。
在李继迁与宋朝交界的南部边境沿线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而且种族不
同的吐蕃—羌人集团，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党项部落。对李继迁来说，更为
棘手的是解决好这些部落的问题。这里的部民被内部倾轧和相互冲突的臣属
关系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反对一切外部的控制。许多首领长期向宋朝提供武
力援助，并因此而得到了丰厚的礼物，故而他们在宋朝与李继迁的关系中或
①
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帮助宋朝�
